多元文化的价值
顾肃
在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尽管主流文化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但各种思想、观点、认识和生活方式都有其市场，一般不致于被抹杀掉。当然，印第安人文化正面临着灭顶的威胁，历史上的白人殖民者将他们赶出自己的家园，地盘日益缩小。
如今仍然存在印第安人保留地，我就曾经参观过一些，他们在那里保存了特殊的生活方式，但面对现代异族文化的巨大冲击，他们基本上靠一些公共补贴来维持生存，人口仍在缩小。
其他少数民族的命运则与此有所不同。除了黑人以外，讲西班牙语的中南美洲人，特别是墨西哥人口正急剧增加，非法移民问题严重。而亚洲人，特别是东亚人口也呈增长趋势，他们同样保留了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一些城市唐人街的扩大和快速发展便是个明证。华人参政能力也迅速提高，特别是在西部，华人后裔当选为华盛顿州州长，加利福尼亚州华人的参选率大幅度提高，华人白领阶级人口不断增多，正在改变昔日华人只是开洗衣店和中国餐馆的贫弱形象。华人的预期寿命也达到80多岁，远高过约60岁的黑人，也比白人为高。在一些大城市，都可以看到挺大的寺庙，华人等东亚人口定期进去烧香膜拜，寄托自己的信仰。
纽约一所市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曾经带我们参观纽约几个著名的景点，并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介绍。在纽约唐人街，我们看到一座特殊的教堂，进堂的正面是圣母玛丽亚的雕像，而西墙上却是观音菩萨像。教堂里坐的几乎全是华人信徒，他们似乎同时在供着东西方两种神灵，可谓中西合璧。东西方的信仰相安无事，熔于一炉，没有发生冲突，这最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对待信仰的宽容态度。在历史上，外来的佛教经过中国人十分有耐心的改造，几乎成了自己的信仰。目前中国各地的历朝菩萨雕像的形象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从刚传入时酷似印度人的眉眼，到后来渐渐以中国人的形象塑造菩萨。而在美国的华人则进一步将两种神像请到了一起。
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华人中很普遍。他们有信奉天主教、新教各教派的，也有继续信奉佛教的，或者保持不信教的传统。这些人之间并没有发生冲突，他们都能在美国工作、做生意，与其他种族和平共处，并没有发生信仰或信任上的危机。美国社会也有相当的宽容度容忍华人的独立发展。在美国，有数十种华文报纸杂志，各种政治背景或立场倾向者都有，全部自生自灭，无人干涉。所以一些华人即使一点英文也不识，也可以在纽约的唐人街过上一辈子，因为许多商店里讲的是中文，街牌路标都有中文，甚至还有华文电视台，书店里大量中文书籍和报刊，记录着天下大事小事。
多元文化自主发展的最大好处是，人口中的各个族群都可按照自己的传统生活，愿意接受多少别种文化就接受多少，不被强迫同化。而在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的竞争地和试验场，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都可以显身手，以此来弥补单一文化的不足。美国多元文化的优点在近年日本泡沫经济导致萧条以后有所突显。日本人一般来说较难容忍不同的文化，大和民族中心思想根深蒂固，外国移民很难在此久留，也较孤立。特别是在用人上，尽管外国优秀人才能够找到一份长期工作，但很少能把自己的整个家族都移来发展大企业，与日本人竞争，更不要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文化，制造某些“国中之国”了。各种无形有形的歧视或孤立手法使外国人才难以全面施展拳脚。
东亚文化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近数十年在经济现代化上也曾创造奇迹，完成了西方工业化国家花数倍时间才实现的经济起飞。这里不想全面评价东西方文化的优缺点，只想指出1997年秋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给人的启示。这场风暴首先从东南亚国家开始，然后迅速波及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所有这些国度货币已经实现了国际市场的自由兑换，但其金融机构乃至工商业体制却未实现较彻底的体制转型。官商勾结与腐败，大量货款不是按照金融市场的投入产出规律，而是按照“长官意志”或家族关系等非经济的手段使用，结果导致大批呆帐死帐。当外国投机商通过国际市场炒作这些国家的货币时，其银行一时间拿不出多少现金来救助本国货币，结果是汇率一落千丈，不可收拾。而日本数年的泡沫经济和相对停滞，更是雪上加霜。
韩国又是一个鲜明的例子。长期的军政府独裁统治已将政治搞得声名狼籍，尽管近年实行了民主化和文人统治，但积重难返，连第一任民选总统、哲学教授出身的金泳三也摆脱不了干系，其子因卷入了政治献金丑闻而被判徒刑。可以说，韩国经济发展是官商勾结的一个典型。其经济的运作伴随着骇人听闻的政治腐败，政府从来没有认真自觉地与工商界划清界线，即使是纯私营的企业，要想赢得一席之地，仍必须受制于政府官员，给他们行贿，看他们的脸色。一些总统候选人或在位的高官请企业界的大亨参加正式宴会，参加者每人怀里都揣着大额的支票，得有相当的“表示”才行。公开制约政府的市民社会仍不发达，行政命令对于工商界仍发生不小的影响。可以说，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甚至还有新加坡，政府对于民营经济从来就没有超脱地任其自主运行。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一些国家，商人或厂家如果不向税务局、工商局等方方面面行贿，就不要想办成事，有些官员便公开地说：“你不有所表示，我就叫你转不起来。”家长制式的东方遗风在现代化起飞阶段曾有效地帮助企业发展经济，但到了更高阶段上，其沉重的负担便日益突显，以致最终在金融风暴中暴露无遗。
与此相比，美国多元文化和发达市民社会的一大优势便是政府一般比较超脱于工商业，尽管政府本身也办公共企事业，但这些企业大多要受到舆论、议会和法律的严格监督。而对于更多的民营工商业，包括金融业，政府除了充当仲裁人和法规监督者以外，不可能直接干预，所以其银行是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效益不好、呆帐太多无法收回者，只有宣布破产，或者被兼并，投入产出的规律始终支配着各业的运作。相反，一些军火或工商业巨头对于美国政治倒有一些影响，连总统也得看他们的脸色。但这些人并不可能一手遮天，在各派力量均衡中也得受法律一定程度的制约。
美国多元社会的竞争优势，不大可能出现单一社会时常见到的僵化、死板、排外等陋习。1970年代，日本经济奇迹日显，将汽车和电子等类产品打向美国，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美国人颇为震惊。因此才有人写出《日本名列第一》这样的深刻反省之作，希望美国人学习日本管理中的好经验。有人在比较经济管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Z 理论。此后，美国人学习日本汽车小巧新颖的设计，一改死板的福特汽车形象，近年美国产汽车重新占领市场主流，而日本经济在高起点上却没有及时地进行体制革新，继续延用旧式官商不分的模式，昔日的优势已不再那么明显。
看来，多元文化还是单一文化，政府在经济中是比较超脱还是到处插手，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统问题，在世界现代化经济连成一片的今天，坚守过时的模式，也会引发危机。危机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再作体制上的深刻变革。
◎“文明的冲突”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于1994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这篇很有影响的论文，世人因此而对未来西方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亨廷顿宣称，文化方面的差异将成为造成人类分歧与冲突的主导因素，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而且，未来世界政治的轴心很可能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以及非西方文明对西方的权力和价值的挑战，确切地说，新的最大的敌人“儒教—伊斯兰教的联合”将威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这一思想影响了不少学者和政治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学者也曾组织过与此有关的讨论，表示了对此的关注。
在我看来，这种冲突论有点言过其实。也许伊斯兰文化在适应现代化方面更艰难一些，但也不一定非以激烈的殊死搏斗方式结束不可。而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已经证明正在一步步地适应现代化，尽管有些阵痛、波澜和危机，却不断小幅调整，逐步适应现代化。我看不出儒家文化将与伊斯兰文化合流的趋势，更看不出儒家文化将与西方文化发生直接的冲突。
这种冲突论代表了美国一部分人的思想倾向，影响也不小。我在1995年再度赴美时，便深深地感到这一点。这当中自然有一些影响双边关系的事件，以及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给某些美国人造成的心理压力，但更多的是观念上的偏见。
1996年春，在首都华盛顿斯密森博物馆的一座楼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请一位报界友好人士主持10余名中国教授的座谈会。当被问到“你觉得此次来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时，我的回答是：“舆论界一些人的不友好”。我举例说：10多年前第一次来美国时，中国还是个盟友的形象。舆论界对中国改革开放不乏溢美之辞，将中国的前景描绘得颇为乐观，而对中国的缺点也能宽容谅解。其实在此前较长时间，自从尼克松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以后，美国舆论界尽管不是千文一面，但对中国报道的基调还是积极赞赏的。如今则很不同，好像换了一副嘴脸，一些媒体夸大中国缺点和问题的报道增加了不少，常常以偏概全，好像中国到处都是西方人不能容忍的丑恶现象：孤儿院随便虐待伤害幼小生命，中国人到处都在吃活猴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我均在美国，仔细观看了其媒体特别是电视的报道。1984年那一次，由于前苏联集团的抵制，只有中国和罗马尼亚两个原东方阵营的国家派团参加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在雄壮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进行曲中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会场，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经久不息。著名的美国广播公司ABC 的主持人情绪激昂，对中国大加赞赏，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到可能获得金牌的项目，几乎全是赞美，没有一句贬辞。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中国台北队也是首次以中国台北名称参加奥运会，大会组委会在台北队进场时播放了同样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进行曲，让了解此曲背景的我们不禁捧腹。这也说明美国人当时的确把两个队都当作同是中国人的运动队。整个奥运会期间，ABC 用较大篇幅播出有中国队参加的比赛，特别是中美两国的男子体操队和女排争夺冠军的全场实况转播，解说得体而生动，没有什么偏见。
到了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且不说全国广播公司NBC 的整体报道远不如经验丰富的ABC ，对中国队的报道更是一团糟。开幕式上中国队进场时的解说词几乎通篇都是贬辞，主持人不仅夸大少数中国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物被罚的事，言辞之间似乎全体中国代表队都有嫌疑，而且还将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搬入体育场，攻击中国的人权记录和其他所谓“丑闻”，几乎没说一句中立的话。而且在奥运会期间，报道中国的镜头少得多，话语间仍不乏攻击之辞，特别是在介绍中国游泳队成绩的时候。此事激起在美华人的强烈愤慨，他们在《华盛顿邮报》上购买了通栏广告，并向有关部门提出公开的抗议，要NBC 道歉。NBC 迫于压力，勉强作了道歉。
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全国性大报的专栏作家曾连篇累牍地撰文鼓吹“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论，他们将中国描绘成继前苏联以后的另一个“邪恶的帝国”，而且是唯一能够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世界大国。一些人对迄今为止6 位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进行抨击，叫嚷应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他们提出，趁中国羽毛尚未丰满，西方应当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围堵或遏制中国，以防再度出现一个像前苏联一样与美国对抗的超级大国。
除了赤裸裸的围堵中国论以外，近期颇为热门的是所谓美中冲突不可避免论。
1997年春，曾常驻中国的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合写的书《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出版。此书一出，便引起美国和中国思想舆论界的关注。我从报纸上看到作者之一罗斯·芒罗的名字时，便想起了前面提到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次活动。在费城著名的“外交政策研究所”，我们一行大陆学者曾经与这位亚洲项目主任和其他学者坦率地交换过意见，特别是就美中关系问题，席间甚至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该书认为，中美之间在台湾和南中国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即使不直接交战，两国也会成为21世纪头10年全球争夺中的主要敌手；中美竞争将迫使其他国家站在某一方，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非正式的反美联盟。两位作者主张，美国在亚洲的首要目标是防止中国称霸，为此必须扶植日本。
作者还说：中国极力谋求取代美国而成为亚洲的支配力量，中国所做的一切，从国内经济建设到维护政治稳定，从促进国家统一到开展睦邻外交，都可归结为要与美国对抗。此书的基本逻辑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军事力量也会越来越强大，加上中国在政治上拒绝接受西方的民主模式，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威胁要用武力统一台湾，因此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该书作者完全夸大了中美利益冲突的一面，没有看到美国从对华贸易中获得的大量好处。正是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使得包括波音飞机、可口可乐公司、微软等高科技电脑公司在内的众多美国大公司订货不断，维持其高成长。对美开放也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而中国大量输美产品（尽管是初级产品居多），也让美国消费者大受其益。中美交流接触，不但没有给双方造成伤害，反而让各自都得到好处。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和人均收入水平相差很大，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双方的经济关系仍将是互补互惠的。
我能够感觉到一些美国人在重复“零和”而非“双赢”的思考方式。凡“非我族类”，即非同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者，便是敌人，当在遏制之列。纵观美国在谋求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先是与德国和日本打热战（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世界进步与和平的力量，支援了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然后是在战后与苏联打了数十年的冷战。当这后一个敌人由于内部原因而垮台时，一时没了敌手。但某些美国人潜意识中的“敌情观念”倒挺强，自然而然地便把“假想敌”与中国挂上钩。
这种心态反映了美国大国地位的微妙变化。冷战后的美国在军事和政治上仍然是世界头号强权，但支撑其强权地位的经济实力却并不那么令人乐观。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我在纽约曼哈顿看到一个大型电子计分牌上两个不停闪烁的数字，一个是美国此刻所承担的达到数万亿美元的债务，另一个是每位美国公民平均分摊的债务数字。而在美国市场上，外国货步步为营，大举进驻，从汽车到日常用品，不一而足。许多美国大公司正在被外国人所收购，外国购买美国政府债券者日见其多。这当然不是说美国没有发展，它仍然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在高科技领域仍然执世界牛耳，无人可与之匹敌。但较慢的增长速度往往给人造成美国衰落的印象。在世界史上，凡处于上升时期或盛极的大国、强国，往往比较自信，不大惧怕外来文化或势力的影响，能以比较豁达、宽容的心态看待别国人民及其文化。
如中国在盛唐时期，不仅自己内部比较开明宽容，也能容纳外来文化，最终甚至将外来的佛教都中国化了。但当强国由盛而衰时，其心态便正好相反，通常会对别国特别警觉和敏感，嫉恨与恐惧感日增，甚至在观念意识上也趋于保守、排外。如中国宋朝以后的宋明理学，便是这种典型表现。
今天美国人中的某些保守倾向正是其地位的反映。例如，历来强调自己是个移民国家，鼓吹公民迁居自由的美国，也通过了若干保守的移民法案。其实，如果理解了“风水轮流转”的道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平常心看待大国兴衰，或许不会那么惶惶然。不要说中国离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地位还远，即便真的有那么一天，美国人也不必心怀嫉妒与恐惧。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个西方人的口头禅，完全可以用来规劝所有大国或强国的人们。一些人近年的作为尽管颇让人费解，但我们也不必回避或强行对抗。
国际对抗只会影响中国的发展，损害人民的利益。所以，处理这一国际问题需要高明的智慧、灵活的技巧和高度前瞻的眼光。
◎友好之声
如果以为今天的美国到处都是敌视中国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上面鼓吹冲突论的只是一部分右派，还有许多美国人对中国保持理智和友好的态度，并且继续致力于美中友好。
我们在某些国人的新近作品中看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在他们笔下，美国到处都是丑化中国的人们，似乎是每一个媒体，每一篇报道，都充斥着敌视中国的声音，都是排华反华的阴谋。他们误导读者造成错觉，似乎在今天的美国，对中国的敌视和恶意丑化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这些书的潜台词便意味着，中国对美国也应当以丑化对丑化，以极端对极端，以非理性对非理性。
前面指出过美国舆论近几年对华不友好的表现，但并不是说，在今天的美国，只有一种反华排华的声音。在美国这个多元化社会，各种声音都有其市场，都能找到同情者或支持者。保守派的排华，只代表一批当权派的看法。而美国决策层的各种势力和广大民众中间，仍不乏对华友好、要求扩大接触、加强建设性对话的人士。
在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兰普顿博士于纽约共进晚餐时，我听到他讲了这样一个事实：据估计，全世界每5 个建筑工地上的起吊机，就有4 台在中国！他说：“你一定能设想这意味着什么。”他在1997年5 月23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撰文批评美国某些人不高明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在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上。
他强调，阻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拒绝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其本身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促使中国以最大限度支持美国经济和人权目标的方式加入这个全球贸易体系。加入世贸组织主要是一个贸易问题，但是以适当的商业条件加入这个国际机构对中国建立人道、开放和多元化的政府这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具有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我们一行中国学者在美国国务院的会议室，曾经与其中国科官员讨论过中美关系等问题。我便这样直截了当地提问：“近来美国舆论‘围堵中国’的声音甚嚣尘上，美国政府对此怎么看？”得到的回答是：美国的舆论并不都掌握在政府手里。一些保守派专栏作家在全国性大报上连篇累牍地写文章，鼓吹中国威胁论，甚至提出围堵中国的主张。他们可以煽动民意，甚至影响某些国会议员。故也有议员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或动议。
这在美国的制度下是自然的，但这些并不代表克林顿行政当局的立场。美国政府坚决反对这种围堵中国的主张，因为它不符合美国与中国的目前和未来利益，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主张接触或建设性地对话，以消除歧见，发展美中关系。
这些话无论是否完全代表克林顿行政当局的真实想法，但至少表明他们在公开场合不赞成围堵或遏制中国。当然，在三权分立的美国政府结构中，行政当局的政策仍然不能完全独立，全然不受国会的影响。美国当权派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联合起来夹攻克林顿当局，影响其外交决策，这也是个事实。尽管如此，当权者中仍有不少人反对围堵中国，并且作出公开的表态，这对中国仍然是个可资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
事实上，我在与美国广大阶层人民，包括政界一些人接触的过程中，常常感到普遍存在的反对对抗与敌意的呼声。如前国务卿基辛格及其首次秘密访华时的随行中文翻译，均明确表示与中国只能加强接触对话，而不是对抗。一些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和有影响的学者都撰文批驳围堵中国论。《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刚面世，便受到了众多学者和知名人士的批评。而这些反围堵的言论同样是在美国各大报纸和其他媒体上公开发表的，这说明舆论界并不只有一种排华的声音。
近年国内外的一些媒体和学者收集到的有关美国的众多材料，无论是排华主张还是反对排华言论，大多出自美国公开的报道。前面谈到的1996年奥运会报道，也正是美国的全国性媒体公开发表了华人及其他友好人士的集体抗议。美国媒体尽管常受其出资人或背后有势力集团的影响，常发表一些危言耸听的言论，但毕竟是个多元化的开放的体系，没有哪一个集团或观点能够垄断舆论。为了吸引读者，媒体有时候故意渲染社会的阴暗面，或突出表达某些极端的言论，一般四平八稳的文章不大受欢迎，所以从美国媒体上可以看到其社会的所有问题，那种夸张的论调让人觉得惶惶不可终日，几乎每天都不得了。但时间长了，了解其社会的特点，便不致于那么神经过敏。尤其是多种观点都会出现在媒体上，读者可以相互比较，这也就为各种不同的声音留下了回旋较量的余地，读者也可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甄别取舍。
因此，任何人从自己的观点出发，都可以从美国公开报道中摘取一部分，然后给我们描绘出一个美国的形象。其结果似乎是有多少个描述的人，就有多少个美国的形象。比较明智的作者尽量多描绘几个方面，给人以相对真实的概貌。就我在美国生活与学习的经历，有时候能够感到种族歧视，感到对中国的敌意和丑化，但有时候也能感到温暖、关怀，没有恶意的质问或训斥。举个例子，我刚到哈佛时，因为办公室在图书馆楼里，进出图书馆大门时，一位白人小伙子不知道我的身份（因还在暑期，我还没有来得及去办哈佛身份证），将我拦住，声称按照规定你不能入内，态度有点生硬。我说明自己是新来的访问学者，办公室在某某室，并出示了法学院给我的邀请信。他说暂时同意我进去，但以后一定要办证。该图书馆比较古老，一些老书未装电磁探测条，因而规定出门时都要检查书包，我也不例外，每次都主动将皮包打开给他们看。后来我出示办好的证件以后，他们再也不拦我，反而态度很友好，我主动打开皮包，他们也是一挥手，看也不看一眼便请我出门。我仔细观察，一般不熟悉的学生或外系教职工来图书馆，都要先出示证件，出门时每个人都主动打开包，大家很自觉，并无例外。如果以为他们就是天生歧视我这个中国人，那是误会。
公元2000年初，那个曾经接待过我们不少中国学者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北京香格里拉大饭店举行了庆祝该项活动20周年的联谊会。本人应邀欣然前往，不仅见到了一些熟识的中国学者，而且参加了热烈的讨论，美国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贝克夫妇，前美国贸易代表，该委员会名誉主席和先后两任执行主席兰普顿和霍尔顿博士，一些著名的美国政治、国际经济、对外关系和中国问题专家主持或参与了就范围广泛的问题展开的讨论。我们从美国政治的趋势、即将到来的大选的前景、美国对外贸易和对全球化的看法、特别是美中关系进行了交流，特别是在会后共进午餐时进行了更密切的交谈和沟通。联谊气氛是融洽的，但大家也为美中关系上的一些障碍和困难所担忧。幸运的是，中美刚刚达成有关中国加入WTO 的协议，我们为此感到高兴，并且坚信，经过中美两国人民和政府的努力，两国关系是可以进一步改善的。我相信坦率的交流可以消除误解，克服对抗情结，使两国人民永远保持友好关系，并且为世界和平、为两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美国华人移民印象
在认识美国多元文化的过程中，我注意观察一些华人移民的情况，这里不想作全面概括，只谈一些印象和感想。
美国传统上曾明显地歧视中国人，昔日华人大多为劳工，还有个排华法案。这种历史影响不可能全部消除，特别是今天中国留美学生在找工作时还有些歧视，但比数十年前也已改善了许多。中国人很难被提升到更高的管理层，有人告诉我，华人教授在美国大学占6%，但华人当系主任的不到万分之一。而华人在企事业单位进入中层以上管理者的实属寥寥。这些都是基本事实，有历史的现实的各种因素。历史因素包括对华人的歧视，现实因素则包括华人移民成年以后进入美国社会，对其民风和管理不太熟悉，在进入管理层处理人际关系上不占优势。即使是美国出生的华人，同样存在如何打入其主流社会，在人际关系上被其接受的问题。
近年华人正在为克服这种进入管理层的歧视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他们也诉诸舆论，发表评论，华人经常有意识地组织专题研讨会，就华人在美国的历史与现状展开讨论，并提高本族群的参政意识。我便参加过这样的研讨会，特别让我惊奇的是，一些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中年人，在中国时并没有多少参政热情，也不大鸣不平，到美国定居、担任教授以后，参政热情高涨，在研讨会上竭力为华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他们在私下里说，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不平说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以提高政治地位。旧金山市政府曾计划开设一条穿过华人居住区的公路，此事要是在从前肯定会顺利办成，但华人联合起来予以反对，理由是将造成环境公害，对居民不利。华人征集了数万人的签名，最后使得市政府不得不改变原计划。我想，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华人团结起来了，并学会运用美国主流社会常用的诉求手法，即征集签名。这些公民都握有选票，任何一个想当政或争取连任的市长都不能不正视这些选票。华人这些政治上的进步都是以前所见不到的。
关于华人待遇，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许多人都不愿正视的因素。凭心而论，对华人移民中一些人在美国的表现，我的确不敢恭维。一些人不懂法、不守法，不讲究公共卫生，随便说谎，制造假护照、假文凭、假证件、假商标，逃税漏税，贩毒、贩卖人口，卷入黑社会的枪战，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旁若无人，平时不注意文明礼貌。近年中国大陆一些作者的小说、书籍、艺术作品在美国被盗版，报纸文章被随意转载，不尊重原作者版权，相当一部分是华人移民所为。我就看到过一些纯粹的文摘类杂志和报纸全部转载大陆作者的文章，却不支付一分钱的稿酬。而一些新移民不注意住宅附近的卫生环境也引起了邻里纠纷。更有一些人把“窝里斗”的恶习带到了新大陆，在同一个单位的新移民之间耍手段，搞阴谋，自相残杀，让人讥笑。
这些只是个别现象，并不代表所有华人，却影响了华人的整体形象。
当然，华人在公共卫生上的进步也是明显的。十年前的纽约唐人街还是脏乱差一片，我在1995年夏去唐人街，还看到大街店铺前堆满垃圾。特别是中国餐馆门前，中外食客在一堆堆垃圾筐旁边排队等候进餐，真不雅观，其状远不如我们国内近年一些中高档餐厅的门前那样干净舒适。但到了1996年5 月，唐人街镇委已组织了很好的公共卫生委员会，到处张贴告示，称为了改善唐人街的卫生形象，请全部使用大塑料袋装垃圾，委员会将严厉惩罚乱丢垃圾者，每查到一件，罚款200 美元。所以此时的唐人街已经干净了许多，当然整体建筑上的景观不是一两天便能改变的。
而唐人街地铁站里到处漏水（历史上此地为运河，故水文条件也不太好），有点阴森森的感觉，跟某些黑人居住区的地铁站差不多。据传是因为华人在纽约参政意识仍低，没有对市政府形成压力，因而搞不到公款改造地铁站。可以相信，随着华人公共形象意识和参政能力的提高，纽约唐人街与其他城市的唐人街一样，将渐渐改变昔日的形象，成为整洁美丽的中国文化保留地。其实，中国本身的城市随着近年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的需要，也在创建卫生城，上海和南京的干净程度要远远超过5 年前。看来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强的领导机构去有意识地改变落后的旧形象。
华人移民在美国从最初开洗衣店和餐馆，到后来开商场、办企业、进入高科技领域，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华人中出现了大量白领职员，成为美国科技与工程领域的佼佼者，以致好莱坞电影在工程技术人员的形象中少不了华人。二战以后，先是大批台湾来的移民进入美国高科技领域，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大陆的高科技人员大批涌入。但华人新移民的专业兴趣和人员构成比较单调，大多从事理工科研究，比较集中于电脑、工程等容易找到工作的专业，或选择工商管理、法律等容易就业和赚钱的职业。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能够在美国生存，养活自己，一般都急于找到一份工作，因而对于政治学、社会学或人文基础理论的研究感兴趣者较少，即使原来从事这类专业，也设法换个可以找到工作的实用专业。那些读了法律学位、获得律师执照的华人，也不大容易在一流的律师事务所找到工作。
大部分华人仍然为别人干活，较难进入高级管理层。自己开公司的由于不大容易实现华人间的联合，股票又难上市，规模做不大，故难见到华人开的跨国大股份公司。王安电脑算是做得够大的，却因为“传子不传贤”的旧观念而不敢重用“非我族类”者，最终走向破产，目前虽在维持，但已难与别的大电脑公司匹敌。国内大的国有公司在美国办的分公司，因为管理人才的缺乏和不太了解美国社会和工商业，生意做得很大很火的也不算多。所以，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还主要由美商代理，仍难见自己打出像丰田汽车、尼康或佳能相机、西铁城钟表这样响的名牌产品。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时间短，假以时日，或许可以改观。目前华人的这种“边缘化”也许还难以避免。迫于生计，也出于传统习惯，华人还不大可能像犹太人那样办全国性的媒体，难有闲暇去研究政治，或以各种方式影响美国的主流社会，对两党的全国委员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我在哈佛大学与政界人物交往，听各国政要演说时，几乎看不到华人学生学者在场。许多人忙于应付作业、实验，或者还要兼打工赚点美元，实在没有多少时间、精力或兴趣去研究政治。一些人则只会在激进小团体内搞点派别活动，无法与更多的人打成一片，搞现代政治。华人移民的这种习惯，即使将来成为中产阶级或富有的一员，也不大容易成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政治动物”，难成为政治的内行。像骆家辉这样当选华盛顿州州长的华人则属于第三代移民，所接受的美国政治文化的熏陶更大，受到的法律和政治训练更系统，他们较早进入政府或一流律师事务所，打下了良好的从政基础。总的来看，近年华人参政意识比以前有较大的提高，但还要走漫长的道路才能成为美国重要的政治势力。
进入90年代以后，数万名中国留学生滞留美国，其中少数人近年回国服务，大部分则在美国找到了工作，继续其“边缘化”的生活方式。这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的确是个损失，事实上，正是中国免费的中等教育和学费较低廉的高等教育为美国输送了一批高科技人才。由于美中生活与科研条件上的一些差异，一时间还难以吸引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回国。而国内大学与科研单位在用人上的某些传统观念似乎也阻碍了留学归国人员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在重要的管理岗位上发挥作用。这种状况只能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而不断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这些人在美国工作，可以为中美的文化教育和经济交流提供便利，正像当年台湾留美的学生成为美国大学教授以后，为台湾的经济起飞和教育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样。但在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没有多少优秀的留学生归国服务，这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转型的确有点不利，相信这同样会得到改善。
◎一位“中国通”的中国观
华人自己在进步，中国也在进步，用陈腐的偏见看待飞速变化中的中国和中国人，为开明的学者所不齿。许多著名的学者或中国问题专家坚决反对排华论。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这个很有名气的东亚研究机构，常常听到各种学者的观点。
其现任主任傅高义（Vogel ）是中国和日本问题研究专家，那本世界闻名的《日本名列第一》的作者。在他的数度学术讲演和交谈中，我深感他对中国问题了解之全面和深刻。他在接替已故的费正清担任该中心主任之前，曾经在美国联邦政府里任职数年，是个对政府决策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他的中文非常地道，曾经在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的春节联欢会上说出“这是咱们老百姓欢聚一堂的节日”这样“溜”的中文。而江泽民主席1997年秋在哈佛大学纪念会堂作演讲时，便是这位傅高义先生主持的会议。
傅高义教授说，他每年要去中国数次，经常在街头和各种场合与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交谈，从政府高级官员到街头普通市民，无话不谈。根据他的研究和亲身经历，中国正在全面地走向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其开放的程度前所未有，经济变革日新月异。中国要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只是个时间问题。
当被问及西方人常提到的“中国经济在发展，但在政治与人权问题上严重滞后，必成障碍”这一问题时，傅高义反复说明，中国的人权记录仍然有所改善，人们所享受的自由程度前所未有。他说，他在近几年与中国人交谈时，感到人们更加坦诚、直抒胸臆，对世界的了解和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能力一年比一年开放。这甚至是80年代末的中国人都无法相比的。在北京街头与他谈话的人越来越率直无忌，使他了解到中国人的真实想法。随着中国的更大开放，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利益交换将更趋合理，这也将促使中国的政治结构向更开明和民主的方向发展。
傅高义曾在1996年下半年率领一个大型学者访问团到中国考察，包括实地考察中国村级直接民主选举的情况，并于这一年底向再度当选连任的克林顿政府作咨询报告。他认为，中国的村级直接民主选举是全社会完善民主制度的重要开端和实验，尽管仅仅在村一级，但9 亿农民直接民主制的确立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发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力，预示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些都是那些带有偏见的美国人或西方人所看不到的。
当问到对美国媒体有关中国报道和言论的看法时，傅高义也直言不讳。他说，要获得对中国的真实报道，在《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是找不到的。那些排华社论或专栏的作者对中国的知识贫乏，只是为了讨好某些人或制造骇人听闻的东西，便不负责任地乱写。从这些人笔下看到的是一个被歪曲了的中国。要想更加真实地了解中国，倒不如看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这样立场比较中立、报道比较客观的报纸。
傅高义教授的总体结论是，中国将向更加有利于其自身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方向发展和进步。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只会更加开放，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贸易和其他事务，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中国不是战争与冲突的麻烦制造者。
从笔者这些并不十分准确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傅高义先生对中国的看法远远超过某些自认为了解中国，但满心怀有种族和文化偏见的专家学者。而他的这些想法也常常见诸美国的报章和公开讨论会，甚至政府高级咨询会议，他是“美中冲突论”
或“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反对者。
最近，傅高义教授又在《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文章，系统地批评美国舆论界一些人的片面和敌视报道，在该报1997年5 月31日题为《不要让骇人听闻的报道把中国变成敌人》的文章中，他尖锐地批评了左翼《新共和》周刊和右翼《旗帜周刊》等报刊鼓吹的中国威胁论，问道：“在一个20年里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大国的国家中制造12亿敌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吗？增加把数十万人的美国军队派到亚洲与中国对抗的危险，这明智吗？”他指出，将近1/5 的美国国会议员在近几个月里访问了中国，但许多议员害怕公开谈论他们的印象，因为他们担心会受到接受中国钱财的指责。他写道：“美国大多数报纸的读者几乎不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基本变化：乡村开始举行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增多了；信息和各种舆论增加了，普遍实行了法制；适应了国际制度的香港报纸可以毫无保留地发表意见。”
傅高义教授提醒读者：“随着中国崛起为一个大国，克林顿政府和国会两党有思想的成员现正在努力与中国合作。采取慎重步骤保护自己不受一个崛起大国的过分行为的侵害，同时维护美国的价值观，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不呼吁停止那些单方面且感情冲动的有关报道，要想取得成功是困难的。”他对某些媒体的片面报道的抨击不留情面，一针见血。
◎告别过时的意识形态
当今世界毕竟已结束了冷战，所谓东西方的对抗也正日益减弱。当然，仍有一些人怀着过时的意识形态情结，夸大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分歧，蓄意制造对抗情绪。
这种人在美国也不乏其人，他们以我划线，认为美中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在中国军事上强大以后，必然导致直接冲突。可是，在当今大交流、大开放、大融合的世界，意识形态还起多大的作用？
美国人很讲究实际，实用主义之所以在美国产生并流行，有其重要的社会基础。
在实际政策取向上，意识形态究竟占多大份量，这还很难断定。美国人曾因为意识形态的理由介入朝鲜和越南战争。但那是冷战时代反共歇斯底里的产物。经过这么些年的调整，不少美国人对那段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开始对意识形态的狂热表示反感。
当代美国著名社会思想家、哈佛大学的丹尼尔·贝尔教授曾经论述过后工业社会来临时西方思想的诸多变化，其中一本书叫做《意识形态的终结》。正像这本书的书名所提示的，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个大趋势，尽管他本人希望保留某些重要的传统价值观。这种心态在今天的西方社会更加明显，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统治者中的某些势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继续其意识形态的叫嚣，但大多数美国人和西方民众意识形态观念的确相当淡化。
美国人最近一次较大规模卷入的战争是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为了惩罚肆意入侵主权邻国科威特的伊拉克，美国在联合国通过决议以后，以近乎闪电战驱逐了入侵的伊拉克军队。多少亿美元的军事开支并非美国一国承担，其动机中固然不乏意识形态的因素，但背后仍然少不了实际的经济利益。因为中东特别是科威特是美国大量相对廉价石油的主要来源。美国人不能坐视与己关系密切、又是重要的石油供应国的科威特被人鲸吞贻尽。所以意识形态不会是冷战后时代美国人甘心动武的主要原因。
美国在冷战时期两场与中国人有关的重要战争中都没有打赢，特别是越南战争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一场灾难。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拖得美国精疲力竭，导致国家债台高筑、通货膨胀、信心和认同危机。美国民众从此对美国军队卷入国际冲突采取谨慎的态度，经常对当权者施加影响。如我在前面谈到的，1983年里根总统下令侵占格林纳达时，遭到了民众的普遍反对。
一些事件可以看出美国人对战争的谨慎态度，对一个小小的邻国都不容随意采取军事行动。纯粹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打一场无谓之仗，美国民众对此不会坐视不管，总会以各种方式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更何况将来的中国一定是更加开放的中国，中美经济的相互渗透、两国人民间的交流都将是前所未有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甘冒毫无所得的风险去挑起两个大国间的战火，大多数人不会作此愚蠢的选择。
在今天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的商品中不标有“中国制造”的字样，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穿中国造的鞋子或衣服。大家都很现实，没有谁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拒绝用中国货。正像中国人也不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而拒绝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快餐一样。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上道理也是一样。尽管有学者提出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纠缠，但科学研究毕竟有其相对稳定和客观的对象，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还不能同日而语。也许在研究中谁也无法做到彻底的客观性，但相对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却是社会科学应当努力实现的目标。否则连起码的客观眼光都不具备，那将何以在共同的基础上讨论社会问题呢？
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偏见正日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一些美国朋友也这样认为。他们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中国和美国，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又由于中美经济上的互补效应，以及更多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到对方国家去访问，加强双边文化交流，相互理解的人越来越多。这样的接触越是频繁和广泛，旧偏见的市场便越小。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可以预见，未来的中美关系肯定不会是继续对抗和冲突。特别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1997年至1998年间实现的互访，确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双方人民都是好事。大家都清楚，只有互利的合作，而不是无谓的对抗，才能给人民带来福祉。而且，中美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殊异，但近30年的重新接触乃至友好交往，尽管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波澜，出现了不愉快的事变，但总的趋势是相互接近，甚至连文化和观念上也有更多的理解和吸收。
今天的中国电视每天都有美国的各种镜头，电影院可以放映美国的大片，球场上也可看到美国的篮球名星加入中国的职业队纵横驰骋，甚至双方的军队将领都实现了互访。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未来的双边关系会因为观念上的差别而进一步恶化。
◎尾声：我所认识的美国
我已经记录下自己对美国的观察与思考，这些内容肯定是不全面的，有的表述也不一定很准确。美国实在太复杂，谁都不能保证对其进行完美的概括和总结。近年去美国的人很多，看到的现象也五花八门，有关的书籍也出了不少。我只是想尽量从美国的法治、社会管理和教育这三方面谈谈我的看法，希望不会因此而留下一些错误的印象。
美国决不是天堂，但也不是漆黑一团；既非正在崛起，也非行将就木；美国人并非只有一个理想或单一模型，而是千差万别，什么样的人都有，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大致仍然有一定的行为规则，带着特定文化的印记。
美国社会的阴暗面不少。贫富悬殊居于世界前列，各个城市都能看到无家可归、沿街讨乞的人，可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自从“新政”以来，社会保险发展得较快，对贫弱者的救济也不断进步，穷人的生活水平还不能说是直线下降。
美国的种族歧视仍然存在，但比以前要有所改善。我曾经走访过某些居民区，特别是城市当中的黑人区，那里的居民生活条件、卫生和治安状况都令人寒心，这似乎是另一个美国，而且也是真实的美国。可以从美国公开出版的作品中读到对此所作的全面生动的描述和激进的批判。但我也看到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政治觉醒，每天都在伸张自己的权利，并通过公开的利益团体诉诸公众舆论。美国政治同样不是很干净，金钱在其政治制度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一些人从生下来便具有未来政治发展的某些优势，所以政治世家也不少。可是，要想取得政治权力，任何人都要通过激烈的竞争程序，包括诉诸媒体，与很多人打交道，向选民陪笑脸，赢得许多人的同意。美国的媒体可谓天下最多样化的，电影、电视、报纸、杂志、书籍、互联网，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从中可以看到大量的暴力、丑恶、污秽，但也可以从中挑出真金，发现真实的世界，各种观点的辩论，各方利益的直接表达，以及积极向上的人道主义精神。
美国社会的管理存在不少漏洞，犯罪率居世界前列，民间收藏的枪支几乎与汽车一样多，在某些城市，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枪声，这决不是美国的骄傲。但这仍然是一种概率，并不是每人每天都遇到的。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市，我就看到很多人家的门就是一扇大玻璃，很容易破门而入，但他们照样生活着。很多中国人在纽约这样的城市都有被抢的记录，但他们仍然没有离开那里，可见还未达到“犯罪猛于虎”的阶段。我数度在纽约游玩和小住，也乘坐其地铁，除了看到一个酗酒的黑人在车上说胡话以外，还没有直接被抢或受到威胁。纽约还不算是个地狱。我们在参观纽约警察局时，一位负责警官向我们介绍了纽约市多年来与犯罪斗争的情况。七、八十年代是犯罪率猛增的时期，主要原因有：战后出生的年轻人人数激增，他们正赶上反叛的年代；经济情况恶化，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均上升；警察打击犯罪力度不够，等等。进入90年代以后，纽约与全美国一样，犯罪率持续下降，每年凶杀案维持在1000件左右（这一数字比中国的大城市仍高得多）。其原因正与上述几个因素相反。1997年的统计又传来消息说，纽约与洛杉矶等大城市的犯罪率又降低了不少。
种族歧视的顽症仍难根除。中国人能感觉到所受的种族歧视，包括给人家当佣人时受到虐待，但美国的法庭也接待过一些勇敢的中国人，帮助他们打赢了官司，使之获得赔偿，而不是一味地袒护颐指气使的白人。我也看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里立了足，拿到了名牌大学的终身职，得到与白人同样的薪水。他们可以在课堂、报纸上公开地批评美国社会的各种不公正现象，甚至直接批评美国政府的政策。
另一方面，美国社会的大部分管理得还是很有效率，井井有条。服务者礼貌、周到、热情，工作与生活中的各方面显得很方便，各个环节的管理者看起来尽力为服务对象着想，尽管也有傲慢和偏见，但激烈的竞争和严密的监督制度使得人们不敢随意偷懒作奸。美国的法治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一例，大到总统，小到饭店服务员，都不可能轻易逃出其管制，而各种权力之间的制约形成的某种动态平衡，加上无所不在的“第四种权力”——媒体，许多事情都公开透明，不大容易钻空子。在此法治制度下，能够感到谁都不可能是权力无边，不受制约的。而相对的小政府对于民间社会的较超脱态度，有助于其经济的自由竞争，按照投入产出的市场规律运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官员主观意志和盲目指挥带来的低效率和腐败。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充当守夜人，阻止垄断，维持秩序，但一般不予介入。在司法上，陪审团制度让平常人作了判官，固然免不了情绪化或非理性的判决，但也有效地防止了专职司法人员的腐败和不公。
美国人的基本精神气质是务实，办事讲究实效，不大喜欢不着边际的空洞议论和教条，所以在美国绝少看见那些冗长乏味的报告场面。但他们也会在诸如人权等原则上固执己见，甚至以此干涉别国的事务。说到务实，美国人的教育制度是个典型，而其日常消费也可体现出来。比如至今仍有不少人家装着窗式空调，大部分人都还在使用录像机，小影牒的普及率恐怕还不及中国的城市居民。许多美国人平时穿着很随便，只有在正规的场合或工作需要时才穿高档衣服，所以低档廉价的衣服和用品也很有市场。美国人的会议、招商、商务谈判等活动都简洁节省，不讲排场，不事奢华，连正式宴会也不搞大吃大喝。美国人谈话干脆，不兜圈子，高兴时喜形于色，对不满意的事也会直说出来。
美国社会是宽容的，奖励成功，也允许失败，允许各种新奇的思想自由发挥，让年轻人迅速表现自己的才能，有用武之地。这种社会环境的优势使得美国能够容纳各种人才，至今仍然是世界创造发明和高科技的领头羊。美国的教育很普及，大学生入学率高，竞争也激烈。其初等教育以爱心来鼓励未成年人，使孩子们没有那么多的心理和课程负担，但其高等教育则存在竞争，最有才能和付出最大努力的才能成为优秀学生。教授认真严格，忠于职守，校风校纪不徇私情。务实的教育作风使得美国学校教育尽管不那么系统，但在干中学习，课堂模拟现实，学以致用，很有成效。美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意培养各类管理人才，训练学生的公关协调能力，提高公开讲演和辩论的才能，这种教育制度为优秀的政治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美国是个多元社会，各种文化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依据。通过不同文化的竞争和经济制度上的宽松环境，人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在竞争中发展并磨炼自己，并维持了美国在高起点上的发展，不断地进行及时的调整，逐步改变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社会的转型，继续执世界高科技之牛耳。
相比之下，日本等社会因为缺乏这样多元文化竞争的条件和及时微调的机制，因而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不得不停滞下来，以阵痛和强行改制的方式继续前进。
然而，东西文化虽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并非不能交流融合。现代化是一个跨国界、跨文化的世界历史进程，尽管东西方的发展不同步，后起的东方社会仍然学会了现代化，适应了经济体制的变革，甚至部分采取了世界通行的现代管理方式，并缓慢地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在此过程中，存在一些阻碍的因素，也保留着东方文化的传统或特点。但东方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本身正在不断地改良与革新，今天的中国文化便与一个世界前的大不相同，以僵化的观点看待民族文化，那不过是一种幻觉。中国人能适应世界的现代化，世界也能适应中国的变化。因此，以过时的意识形态看待东西方关系，继续制造对抗，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是不得人心的。
这就是我从留美当中总结出的基本观点。美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优点与缺点、美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秩序与混乱、真诚与虚伪，几乎什么都有，但其主流仍然是向上的，美好的，富有活力和创造性，值得我们从中挖掘出有益的借鉴。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只看到其糟粕与荒唐，无视一切闪光的东西，更不需要怀着嫉妒的眼光去诅咒它，希望它及早没落。美国是美国人民的，正像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一样。
任何政治家、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都不能像人民那样永恒。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联系在一起，美国与中国的繁荣与进步，同样是相互关联的。正因如此，我坚持“拿来主义”的立场，希望各国人民认真地将别国的一切好东西都拿过来，少一点偏见，多一点客观的眼光，而不是傲慢与冷漠。
经济和科技越是发达，世界便变得越小。我们都是这个小小的地球村的公民，为何不携起手来，求同存异，使她变得更加美丽可爱呢？
（www.tszz.com/scholar/gusu/9.html）
编辑：dy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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