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8）

本文发表于《旅游论坛》2011年第4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多元文化研究中心课题“中心与边缘互动下的民族文化认同研究——以羌族旅游开发为例”项目（基金编号：DYWH1012）。

[作者简介] 吴其付（1976-），男，四川资中人，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

    [摘要]公共空间是指公众可以自由进入、进行日常交往与参与公共事务的各种场所的称。民族村寨的旅游发展不仅改变着村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着村寨公共空间的发展轨迹，引起公共空间内的文化变迁。通过对羌族旅游村寨中的公共空间变迁的探讨，指出公共空间是羌族建筑、服饰、仪式、节庆、歌舞、传统工艺品的展示与表演的舞台，是旅游者与地方居民共同活动的场地，地方居民在这里出售民族文化，旅游者在这里消费民族文化。但不管如何变迁，公共空间依旧是体现村寨居民文化认同的主要场地。

[关键词]公共空间；文化变迁；桃坪羌寨

一、公共空间的概念界定

在西方学术研究中，公共空间指的是公共舆论，哈贝马斯把它称为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举凡对公众开放的场合，我们都称之为‘公共的’，如我们所说的公共场所或公共建筑，它们和封闭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空间有两层含义，一种含义是指一些具体的公共场所和建筑，它们“本身已不仅仅意味着大家都可以进入，也从来都不是用于公共交往的场所，而主要是国家机构的办公场所，担负着为全体人民谋幸福的使命。”另一层含义是指的是一些诸如“公共招待会”形式的公共舆论，它们“在这样的场合中发挥的是一种代表性力量，进入其‘公共领域’中的是得到公共认可的东西。”哈贝马斯重点关注的是后一种含义，即公共舆论如何在国家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它的作用。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指出，“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相抗衡。有些时候，人们把国家机构或用来沟通公众的传媒，如报刊也算作‘公共机构’”。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核心思想就是：“公共领域是一种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进行调节的机制，咖啡馆、沙龙、宴会、议会以及报刊等都是这种机制的体现。”^[1]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空间就是一个讲坛，一个市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舞台，一个市民就他们的公共事务进行协商，进而引起一种话语相互作用的场所。^[2]在这个场所中，不同阶层的进入及其行为构成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并由此带来了舆论导向的变化。

本文所要考察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哈贝马斯所论述的第一种含义，即是“对公众开放，大家都可以进入的场合”，是一个实实在在人们日常使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空间。因此，它与哈贝马斯重点关注的公众舆论领域存在一定的差异。

王笛在《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中指出，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最有力表现，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总是扮演着一个中心角色，因为城市居民利用这种空间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3]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也孕育出了许多公共空间，如祠堂、庙宇、学校、戏台、场院、晒坝等，它们构成了村民的公共活动场所。聊天、日常娱乐活动、商业（买卖）活动、年节娱乐活动，以及参与村寨基本行政事务是村民在公共空间的主要活动内容。

公共空间具有相对稳定性，它是创造地方文化的场所，并长期保留下来，印在当地“文化记忆”中，成为世代传承的地方文化。公共空间不仅是乡村地域文化的载体，也是村落权力展演的舞台。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经常性的、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都是以公共空间为依托的。由于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互动具有平等性，因此在公共空间里形成的公共意志或共同文化不是强行灌输的，而是被多数人所认同和接受的。这种被多数人认同或接受的思想、观念及习俗逐渐成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公共空间既是村民对家园的心理归属和文化认同产物，也是村寨文化与民众生活的展示窗口。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地的文化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时，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空间便成为了保留和展演地方性文化的重要场所。

随着时间的演变，乡村公共空间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变迁，原有的公共空间逐渐衰落，新的公共空间不断崛起。特别是社会流动引起的外来文化冲击，将会加速乡村公共空间的变化力度，改变其正常的演变轨迹。在当代中国，旅游在少数民族村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改变着村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着村寨公共空间的发展轨迹，这种改变将对原有的地方性文化产生冲击，引起公共空间内的文化变迁。本文将通过对羌族地区旅游村寨公共空间功能变化的分析，指出乡村公共空间作为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共同活动的舞台，是地方传统文化的展演空间，也是旅游者消费地方文化的空间，在文化的展演与消费中，公共空间体现出了村民和旅游者对地方文化的认同。

虽然公共空间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但随着不同学科研究的介入，公共空间的概念和内涵已经与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概念和内涵相去甚远。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公共空间主要是指公众可以自由进入、进行日常交往与参与公共事务的各种场所的总称，包括广场、商店、市场、洗衣码头、寺庙、教堂等固定的公共场地，也包括由于红白喜事、村民集会、发展项目等活动所形成的公共场所。经过漫长的发展，中国传统乡村逐渐衍生出了许多公共空间，如村肆、祠堂、庙宇、茶馆、公园等，他们是中国几千年来下层民众日常交往与生活方式的产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公共空间被当作是封建残余活动的场所而被禁止。但在近二十多年来，由于农村经济的复苏，不少地区重新出现了传统的民间活动和宗族活动，传统文化得到了复兴，而作为传统文化复兴的场所，祠堂、庙宇、茶馆、市场以及社区中心场地等公共空间展现出无限活力，并在新时期得到了多元发展和重新建构。

二、相关研究进展

目前，学界对公共空间的探讨有不同的学科视角和学术关怀：历史学家侧重于梳理公共空间的具体变迁脉络，往往以理解城乡社会生活历程为旨归；人类学家则侧重于探讨公共空间的文化意蕴，习惯于挖掘其与私人（或家庭）空间的关联以及人们具体的时空观念与社会记忆；而新近兴起的大众文化研究中，文艺界学人聚焦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背景下都市茶馆、酒吧、咖啡馆等公共空间的流变，他们试图藉此对文化生活领域的巨变尤其是制度和日常行为进行批判性分析；社会学家则关注公共空间与社会的相互建构关系，注重发掘社会空间的政治意涵。^[4]曹海林指出，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是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它大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社区内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如中国乡村聚落中的寺庙、祠堂、集市等；二是指社区内普遍存在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如村落内的企业组织、村民集会、红白喜事活动等。作者根据村落公共空间的型构动力不同，将公共空间划分为正式的公共空间与非正式的公共空间两种理想类型。正式公共空间的型构动力主要来源于村庄外部的行政力量，即正式公共空间的形成及其所展开的各类活动均受行政权力的驱使，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倾向。非正式公共空间的型构动力主要来源于村庄内部的传统、习惯与现实需求，即非正式公共空间的形成及其中所展开的各类活动均受村庄地方性知识及村庄生存理性选择支配，具有浓重的民间化色彩。作者认为这样的划分将有助于理解乡村社会变迁中村落公共空间演变的大致轨迹和特性，特别是能更好地洞悉村落公共空间演变与村庄社会秩序重构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5]吕红医将“公共空间”概念纳入建筑学领域的公共空间形态的研究中，将公共空间形态分为积极的公共空间、消极的公共空间和半积极半消极的公共空间三种类型。作者认为当一个公共空间一直是人们进行某种公共性人际交往活动的场所，并且得到几乎所有村里人的共同心理认同时，它为积极的公共空间；而一个公共空间以前曾是人们进行某种公共性人际交往活动的场所，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人们在其中的公共活动逐渐减少，但这个场所依然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这种场所为消极公共空间；如果一个公共空间在一定时段里是人们进行某种公共性人际交往活动的场所，而在另外一些时间段里挪做它用，便是半积极半消极的公共空间。^[6]李小云指出公共空间为农民社会资本的建构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促使了“后致”社会资本的产生与维持，这些社会资本为农民的生计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农村社区内“先赋”关系的功能。^[7]朱海龙指出中国农村公共空间的孕育、发生、发展构成了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为农村发展、村民自治、基层民主等提供了充分的社会空间，是构建中国农村和谐社会的基础。^[8]乡村聚落中的公共空间是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随着乡村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乡村公共空间也在发生变化。周尚意以河北唐山为例指出，虽然乡村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是大多数乡村公共空间还是分布在必需性活动场所及其附近，并以两三种活动复合在同一地点为主，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政府、村委会、核心人物在乡村社会公共空间中作用。^[9]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公共空间在村民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以此研究了乡村社会中各种秩序的构建与维持。但对于公共空间在强有力的外来力量介入下出现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地方文化与外来文化互动过程还没有深入研究。

作为乡村的公共空间，它是人们可以自由进出，并进行各项活动和各种信息、思想交流的场所。场院、晒场、集市、水井（塘）边、寺庙、戏台、祠堂、茶馆、村头林荫树下等可以成为乡村的公共空间。由于村落在选址布局时往往更多地考虑村落与水源、农田耕地以及小气候的关系，因此乡村公共空间在形式上受乡村所在地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的影响而不同。对于山区村落来说，公共空间一般沿街道布置。在线状的街道上，通过建筑的围合，串联着大小不同，形态不规则的一些小场所。

随着乡村旅游的开展，在一些依托于乡村建筑、地方民俗等资源的旅游村寨，公共空间成为了旅游者重要的活动场所。由于这些场所具有景观、宗教、商业、社区、休闲等功能，具有人群的聚集性、滞留性和活动性，最易成为旅游者识别和记忆的部分。

对羌族地区的村寨而言，公共空间是村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的文化产物，它已经深深印在了村民的生活记忆之中，具有了文化认同感和心理归宿感。随着旅游的开展，村寨的公共空间不仅是村民的活动场所，也是旅游者感受羌族传统文化和欣赏地方文化景观的重要场所。但旅游发展必然会造成羌族村寨原有公共空间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原有的公共空间与现有的公共空间重合，这个公共空间既是村寨民间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现代旅游活动的主要场所。二是原有的公共空间与现有的空间独立发展，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原有空间依旧是村民集会与共同活动的场所，而新的公共空间则专门为旅游者所用，是一个构建出的旅游真实性舞台。三是原有的公共空间衰落，新的公共空间崛起，出现以旅游为中心的新的生存秩序。在羌族地区，旅游发展程度的不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公共空间形态。理县桃坪羌寨形成的是原有公共空间与新的公共空间融合发展的格局，空坝是村民与旅游者共同活动的舞台。汶川县萝卜寨形成的是新的公共空间与原有公共空间各地独立发展的格局，学校仍旧是村民们召开大会，举办民间活动的地方，而云朵羌吧则是专门为旅游者活动的场所。北川县五龙寨形成的是新的公共空间崛起并逐渐取代原有公共空间成为活动中心的发展格局。

三、桃坪羌寨个案介绍

桃坪羌寨位于理县岷江支流杂古脑河谷河旁，紧邻317国道，距成都163公里。桃坪羌寨有神秘的“东方古堡”之称，全村寨98户人家近500人，大都从事旅游服务与民居接待，每年接待游客10多万人。1996年，桃坪羌寨被评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预备名录。

桃坪羌寨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桃坪羌寨始建于公元前111年，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桃坪羌寨原名赤溪寨和赤鸡寨，因寨旁溪水中的石头呈红色而得名。后来，有姓陶名殊的先民在此遍植桃树，继而盛产桃子的缘故，因名桃子坪，简称桃坪。桃坪羌寨之所以成为古堡，在于它留有许多战时的特征。整个寨子全是由高大的墙体连接，用石头和黄泥砌成，寨内遍布的明暗巷道分布于各家各户之间，八个出入口相互连接，蜿蜒回旋形似八卦阵。寨子以三岔巷为中心，众多明暗道路通向寨子的每个角落，如同迷宫。高达数十米的墙体上还有“十”、“万”等的石砌图案及一些太阳花纹，其含义至今未解。寨子中最高的建筑是“邛笼”的古碉，高达9层30米，有上千年历史。

古碉与房屋相连在一起，各层都有内大外小的射击孔，顶部还有照楼，碉顶墙外安有可系绳子上下的石孔。古碉均为菱形，至今坚固无比。在各条巷道的下边，还遍布有地下水网，不仅可以消防和防盗，而且还可以调节气温，净化空气，落差大的地方还可以安装水磨用来磨面。桃坪羌寨的房屋是羌族人传统的木石结构，通高三到四层，屋内设有堂屋、堂屋里有火塘、神缸，吊着老腊肉，屋顶立有白石，向外开的窗呈漏斗形，显示出战时防御的特征。寨中人都身穿羌族传统服装，尤其是女性，从头帕到云云鞋都绣有鲜花。日常生活有喝咂酒、唱山歌、跳莎朗，吃腊肉蒸蒸饭、酸菜拌荞面糍粑的习俗。

桃坪羌寨历经三次大地震依然保存较好。“5·12”地震使寨子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总体保存完好。桃坪羌寨是羌族独特民居建筑、精美艺术品、浓郁民族风情的典型代表，是全国首个以古羌文化为主题的5A级景区。

    四、桃坪羌寨公共空间的文化变迁

桃坪羌寨有一条较长的街巷，这里道路较为宽阔，大树较多，多条巷子的终点都连通这里。这条街巷是全寨子的主要道路，沿着此条道路，通过寨门前的那座小桥就能走完和走出村寨，街巷的两边，是村民们修建的各种高低不一的碉房。而在这条街巷的正中间，有一块四方形的空坝，围绕着空坝建有小卖部、村委会办公室、礼堂、羌族文化博物馆等建筑。空坝以及紧连空坝两端的街道上，人气旺盛，村民们穿着民族服装在此摆摊出售羌族的各种工艺品，而旅游者却在此一边体验羌族传统文化氛围，一边与村民交谈，购买自己心仪的纪念品。随着羌寨旅游的发展，空坝逐渐从原来的一个聊天聚会的场所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旅游集市，而集市的主角不再仅限于当地村民，还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者，集市上出售的不是村民日常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而是主要供旅游者消费的旅游工艺品和地方民族文化。功能的转变使空坝从原来的村民自娱自乐的公共空间变成了游客与村民互动的公共空间，成为了羌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共同展演的舞台。

在旅游开发前，空坝作为村寨一个主要的公共空间，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羌民聊天、日常娱乐活动、年节娱乐活动，以及参与社区基本行政事务的主要场所。作为村民之间情感交流的自由场地，这里的信息最为发达，各种农资信息、种田方法、乡村街头大事及来自“官方”的各种新闻政策都可以通过聊天、聚耍得到传播。空坝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满足了村民们听闻信息、交流情感、闲玩娱乐等多种需求。旅游开发前，空坝也是全寨的小卖部所在地，村民在这里可以购买到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空坝也是村委会办公地点所在地，村民们可以在这里了解到国家和地方最新的政策措施，村委会平时出台的通知、告示等都写在路边的一块空白的墙上或贴出一张白色的大纸，当村民们经过这里时，很容易获取这些信息。村寨的重要活动如婚丧嫁娶等，都要在这里举行，跳莎朗、吃饭，全寨人都要到这里来，共同参与娱乐活动，热闹非常，而且羌族或村寨一些重大的民间节庆活动也在这里举行。领导来村寨视察工作或是传达消息也通常在这里进行，这里还是全村的娱乐设施所在地，现在都还能够看到遗留在空旷场地上的一座破旧篮球架。不言而喻，空坝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了村寨一个聚集性和向心性特强的公共场所。村民在空坝上的集体活动场景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文化景观，体现出了村寨独有的地方文化色彩。

但在旅游开发后，旅游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外来力量，开始改变着桃坪羌寨公共空间的功能与发展历程。空坝在新的语境下，其公共空间的功能变得更为丰富，其变迁速度大大加快。虽然空坝作为村民自由活动场所的功能没有改变，但已逐渐从村民日常自娱自乐的空间转变成了向旅游者展示地方传统文化的空间，成为了一个羌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换的场所。最初村民在空坝的活动是自发的，村妇们常常喜欢将家里的手工活带到空坝上来做，一边聊天，一边做着刺绣、服饰等针线活，这些东西有的是用来供一家人的穿戴，有的是用来赠送亲朋好友，但从没想过会用来出售。但旅游者的到来却改变了村民长久以来形成的惯习，来村寨旅游的外来者，被村民们这种日常生活方式所感染，为精美的刺绣、服饰等地方工艺品所吸引，因此，争着购买村民的这些手工制品作为一种纪念。久而久之，旅游者便形成了到空坝来购买地方工艺品的习惯，而当地居民也形成了到空坝来制作、出售自己工艺品的习惯。于是空坝就固定的成为了当地居民向游客出售手工制品的地方。只不过他们将以前的被动销售变成了有意识的摆摊出售，销售的产品也逐渐从单一变为丰富。由于空坝成为了村民向旅游者销售羌族艺术品的公共场所，村民们只要愿意都可以加入到这个行列和地域中来，因此无形中加剧了销售者之间的竞争。而谁更能与游客交流，谁更能体现羌族特色便能够得到游客的青睐，其工艺品的销售才更为顺畅。于是为了销售更多的纪念品，赚取更多的收益，村民们开始有意识的强化自己的羌族身份，整理和发掘出更多的传统文化产品。正是在这样的氛围和意识下，空坝的羌族文化产品最丰富、最地道，羌族文化特色最明显。空坝无形中成为了桃坪羌寨羌族文化展示的最佳舞台。

村民自家接待的旅游者需要体验羌族歌舞文化的时候，由于家中不具备这样的场地，也都被村民们带到空坝上来跳锅庄、看歌舞表演，而且专门为游客进行表演歌舞的培训也在空坝的礼堂进行。由当地的文化专家和羌族老师进行培训，培训的队伍也从原来的年轻人到年轻人和老年人一起培训。村寨为旅游发展的一些招聘信息、管理规定也出现在空坝墙上。空坝是羌寨中商机最好的地方，从羌族文化博物馆和工艺品批发的门面可以看出，羌族博物馆和工艺品店是羌寨中规模最大的，他们出售的东西最为齐全，最具有羌族特色。但在旅游开发前，他们还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小卖部，而现在，这两家商店已经不再卖日常用品了，而是专门出售旅游者需要的地方文化商品，如工艺品、服饰、书籍、土特产。在空坝四周有很多民居接待场所，内部的装修和羌族文化符号的展示也相当地道，这些农家接待场所是旅游者餐饮、住宿、娱乐的场地，他们的生意比不处在空坝周围的生意要好。空坝不仅是人流最多的地方，也是车辆最多的地方，在白天，空坝是村寨居民的交通工具，如拖拉机、面包车等车辆的免费停车场，而在旅游开发前是不存在这些现代化的运输工具的。停放在空坝上的面包车很多都是当村民接送旅游者的客运车辆。总之，空坝成为了一个既是村寨公共空间又是旅游者公共空间的双重空间。

在空坝成为旅游者和地方居民共同活动的舞台之后，空坝本身作为羌寨村民日常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的功能并没有被替代，村寨自身的交流功能仍旧存在。如村委会开会议事仍旧是在礼堂举行，村民大会也在空坝举行。各种安民告示仍旧贴在空坝的黑板墙上，空坝和礼堂仍旧是村寨日常婚丧嫁娶的主要活动场地，如羌寨的旅游精英龙小琼出嫁时，跳锅庄等大型娱乐表演活动仍旧是在空坝举行的。但是旅游发展使空坝的羌族文化特色和景观得到有意识的强化，其功能也逐渐以展示羌族地方文化为主。原来空坝的小商品店主要是出售村民日常的生活用品，现在除了卖这些东西之外，更多的是卖羌族艺术品，如牛角梳、毡帽、首饰等。以前在空坝没有专门的羌族文化展示场馆，现在紧邻礼堂处就出现了专门以弘扬羌族历史文化为主旨的羌族文化博物馆，博物馆里收藏有古羌民饮茶的“祖母罐”、星月图案的陶罐、古符号文字的陶罐，以及各种古羌钱币、古铜器、生活用品、服饰、生产工具、图书等各种价值很高的文物古董，这使得空坝充满了深厚的羌族历史文化内涵。在村寨的政策发布等信息方面，除了村寨的日常公共性管理如国家的惠民政策、地方选举、农税征收等外，对于规范村民的旅游接待行为，保障地方旅游发展的政策措施等告示逐渐多起来，村寨领导的日常事务也从督促村民从事农业生产向如何更好的促进村寨旅游发展，提高村民旅游致富能力、解决旅游矛盾转变。

随着桃坪羌寨旅游者越来越多，作为地方公共空间的空坝不仅成为旅游者了解地方文化、消费地方文化的空间，也成为地方了解外来，接纳外来文化的一扇窗口，也渐渐留下了旅游者的文化印记，外来文化开始对地方形成冲击。旅游者在公共空间的活动频率最高，影响也最大，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行也在影响着地方村民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在此摆摊的村民，商品化意识越来越浓，他们从原来任凭旅游者挑选商品，到现在极尽劝说之能事，夸大吹捧自己出售的商品而贬损其它村民的东西。很多语言也开始迎合旅游者的心里需求，出现时尚化，如有的村民为了劝说旅游者买自己的工艺品，会说“买了这东西带在身上，打麻将包你赢钱”、“这些都是经过端公开过光的，戴在身上可以避邪”之类的话语。一些本身不属于羌族的东西也要说成是羌族的东西，一些假冒伪劣产品也说成是当地特产，其它地方是买不到的。为了让旅游者相信，村民们有的还会说我们是羌族，做生意从来不骗人。在离空坝不远的地方，最近还出现了两家网吧，上网的人以当地小孩居多。由于空坝是一个具有很强地方色彩的场所，也吸引了很多专家、学者、科研机构的入住。在空坝周边的碉房里，有西华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高等纺织专科学校等大学挂牌的实习基地，如舞蹈培训基地、网络基地等，这些学校的老师或学生每年都要到在这里来写生或从事民族文化研究。

随着旅游开发后带来的桃坪羌寨个体服务、商品流通的日渐活跃，空坝逐渐成为村寨内部的经济活动与村庄外部经济活动紧密联系的桥梁。但是空坝作为一个自发形成的公共空间，其场所的选址和用地的大小没有统筹的规划与设计，导致其旅游功能和地方活动功能基本处于无序和混乱状态。场地坑洼不平，晴天扬尘、雨天积水；卫生没人管，人畜共存，这样的状况注定了空坝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随着旅游者文化需求和环境需求的提高，随着地方行政事务和村民日常生产中心的转变，空坝作为旅游者和地方村民共同活动的空间功能将会逐渐被弱化直至萎缩，新的公共空间将会出现，而桃坪羌寨新村建设使这种新的公共空间出现的速度加快了。

依据桃坪羌寨新村建设规划，桃坪老寨的旅游功能将会发生改变，只是作为游客日常观光之用，而所有的住宿接待、娱乐表演等旅游体验功能都将集中在新村。这样一来，作为老寨公共空间的空坝，其旅游功能也将发生很大改变，只会成为老寨旅游者购买旅游纪念品的一部分，而原来跳锅庄等大型活动、村寨的日常节庆活动、婚丧嫁娶活动将不会在老寨子举行，而是在新村的莎朗广场举行。新村专门为旅游者修建了大型的现代化的演艺大厅和莎朗广场，这些娱乐设施融合了现代与传统、羌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双重特色，将更能满足旅游者和地方民众对空间消费的需求。目前，各种大型旅游节庆活动、上级领导的视察等活动都开始在新的公共空间进行。如桃坪羌寨第一届旅游文化节就是在还没有完全建好的新村广场举行的，如果没有新村广场的话，那么这种活动的场地肯定是在老区的空坝举行。此外，村寨日常的管理工作也将在新村办公，新村专门修建了村委会办公室。由于景区管理和村寨管理合为一体，地方上的各种能人都是景区管理人员，从而更加促进了民间权力机构和地方权力机构的合二为一。于是，随着新村的出现，空坝作为老寨的公共空间功能将会出现萎缩和变迁。而老寨子与新村之间的通道，由于是旅游者的必经之地，又会形成一个新的商业性通道，原来在空坝摆摊的村民又将会在此摆摊。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空坝唯一的旅游购物功能也将有可能被彻底代替，而沿着空坝的一些实习基地、商店可能也会出现关闭而选择新的场地。这一切都将造成原来一直就具有很强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空坝出现衰败结局。这种衰败也将影响着村寨的格局，原来这里随着商机的涌现而出现的各种拆房、新建、改建行为将会自然消失，羌族文化的各种设施、符号也会随之消失。

新的公共空间的出现将会带来桃坪羌寨社会秩序的重建，原来在空坝形成的各种秩序将会在新的场地出现混乱，因此，如何在新的空间中保持良好的秩序，就需要管理者在规则上和思想观念上进行引导。一方面需要管理人员提前进行预防，二是要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解决，否则，将会影响到村寨的稳定与发展，既不利于村民自己发展，也不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空坝这个共同空间功能的被替代，其实也是权力控制的结果，既涉及到经济利益，也涉及到话语权力。当时新村的修建，村民们并不是特别愿意，当然村民们有可能目光短浅，但村民们认为这是一部分人为了赚取更大利益而作出的决策，而且在村民新建房子时，其补贴方案也让他们不满意。而管理部门认为要实现景区的长远发展，就必须修建新村，以保护老寨，保障村民致富。由于话语权力的作用，新村的修建已经初步完成。所以，空坝空间功能便在权力展演下被人为替代了。

五、结语

桃坪羌寨的公共空间的发展与变迁是一种旅游功能与地方功能从协调发展到旅游占据主导，最后导致原有空间被抛弃和新的专门为旅游者服务的公共空间出现，但不管如何变化，公共空间依旧是体现村寨居民羌族文化认同的主要场地。

在民族地区，村寨公共空间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而旅游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随着民族村寨的开发，旅游规划的设计讲求的是给游客提供舒适的旅游环境，这种舒适的环境要求游客与地方居民空间的分离，以免空间的混用给游客带来不好的旅游印象和利于管理。旅游规划很多时候考虑到的是旅游者的舒适，而忽视了村民在公共空间中作为文化传承者的作用，将地方村民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使得空间内的文化缺少原生态，难以给游客提供充满地方风情的旅游体验，也不利于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所以，一个只有融入了地方村民的公共空间，才能真正体现出地方的文化特色，才能真正对地方的文化认同感起到聚合与强化作用，旅游者才能感受到一个真实的异域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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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其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