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与学校教育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郑富兴

（四川师范大学 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当代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不仅存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还存在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冲突对新世纪学校教育改革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和新要求。但是当前学校教育缺乏文化意识，强调知识教学、制度改革等问题，未能从多元文化的视野对教育的目的、本质等问题加以反思，无法摆脱教育的工具角色，无力解决文化多样性给学校教育提出的新问题和新要求。为此，四川师范大学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与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于2011年9月16日到18日在四川师范大学举办了 “多元文化与学校教育变革” 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捷克帕拉茨基大学、英国开放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民族学院、成都大学等十多所高校，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各中等学校以及《民族学刊》等杂志出版社等单位共53位代表，共同探讨21世纪我国学校教育所面临的文化问题与未来挑战，以期开拓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路向。

一、学校教育是梳理与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

高校文化类研究机构是文化梳理的主要力量。与会专家大都来自文化类研究结构和民族地区的高校。梳理四川地区的民族文化现象是本次会议的重要主题。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石硕教授介绍了“藏彝走廊”的地域、基础和文化特点。“藏彝走廊”主要位于川、滇西部以及藏沟区域，是民族多元文化典型区域，是目前中国民族种类最多、支系最复杂的区域，也是民族文化的原生形态保留最完整的区域之一。他概括了“藏彝走廊”中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许多民族都保留了其祖先向南迁徙的记忆；民族及文化的垂直分布特点显著；区域内民族与文化很难划等号，许多文化现象跨民族分布等。石硕教授认为，“藏彝走廊”最大的文化特点是各种形式的民间宗教保留得非常完整。四川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周舫老师介绍了四川古蔺苗族婚俗中的独特仪式，如踩花山、赶苗场、接伞、唱酒歌、叫魂等，这些文化现象承载着苗族的历史。

学校教育也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西南民族大学羌族研究中心主任蒋彬教授讨论了乡土教材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作用与意义。他认为，民族传统文化进校园被视为民族文化保护的一种手段，也成为了一种制度化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直接体现在乡土教材的编写和使用上。然而，由于传统的、地方性的民族文化传承机制与现代学校教育目标和手段的先天割裂，也由于乡土教材编写和使用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民族传统文化进校园所取得的效果微乎其微。他调查了阿坝州的情况，发现以县域或更大范围为单位编写乡土教材削弱了民族文化的地方性；同时编写教材所选择的一些元素往往是可表征的文化，影响到社区文化的整体性；另外在一些地方，一本乡土教材用于该地域内所有学校，忽视了学生的年龄差异和知识传承的渐行性；而使用过程中的师资、语言、文化的理解等也会影响实施效果。针对这些情况，蒋彬教授认为，要真正体现教材的乡土性，保护传统文化，应做到以下几点：（1）以文化区域为单位编写乡土教材；（2）做好社区动员，让普通老百姓参与到教材的编写中来；（3）按年龄或年级编写教材，注意年龄差异和知识的递进；（4）教师和社区文化传承人合作，就教材内容授课；（5）学校与社区合作，走出校园，动态传承民族文化。四川师范大学教科院朱晟利副教授就汶川地震后羌族文化的保护问题作了报告。他认为，震前羌族文化已日渐式微，地震使得羌族文化保护问题更加突出。他把震后羌族文化保护问题概括为“五多五少”：静态保护多，动态保护少；外推保护多，内发保护少；统一的模式多，因地制宜少；旅游打造多，恢复原样少；社会形式多，学校参与少。据此他提出，学校教育也应成为文化保护的重要途径。

二、民族认同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文化问题

四川师范大学教科院副院长范春林教授辨析了“文化、人格与教育”的关系和相互之间的作用，描述了时代文化对教育的挑战，如教育如何应对不同民族、国家、亚群体间文化接触交流，对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国家民族认同、传统价值观的形成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以及教育如何应对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对青少年的影响，教育如何处理代际文化差异对师生关系的影响等。他认为，教育要让文化进入个体，使个体个性化、群体人格化。

四川省教科所赖长春研究员具体调查分析了跨文化交往背景下中学生的民族认同问题。他以四川省实施藏区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计划的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发现：（1）中学生民族认同水平总体较高；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超过对本民族的认同；（2）内地学生对本民族的认同明显高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但在中华民族的认同上，两者没有显著差异；（3）对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认同都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他提出了关于如何培养民族学生的民族认同的相关建议：除了继续夯实民族认同的经济社会基础外，还必须创新形式，有针对性地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民族团结教育首先要强调学生的国家意识和公民身份，其次要加强民族理解教育。

四川师范大学教科院傅林教授以北美印第安人的教育来说明原著民教育对国家、民族教育的意义。针对“作为原著民的印第安人的教育，为什么在美国教育的本土起源中被忽略了呢？”这一问题，她归纳了三点原因：一是新世界传说的沿袭，许多欧洲人将1607年之前的北美当做一个荒芜的社会；二是欧洲移民的文化思维方式，欧洲移民对印第安人的大肆杀戮，抹杀了印第安人的教育；三是欧洲人对原著民的传统教育形式有争议，认为印第安人的教育是松散、不具形式的。傅林教授从文化的独特性和无边缘性，认为原著民的文化与教育奠定了国家教育的本土化基础；人类只有尊重历史，尊重原著民教育，才能对整个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三、特殊教育的文化思考与比较研究

由于国外许多专家学者将民族教育和弱势群体教育纳入特殊教育领域中，因此，本次会议也将特殊教育作为一个重要主题。从文化角度来探讨特殊教育的问题，突破了传统的特殊教育观，这不仅为特殊教育研究带来新的活力，也为突破传统的学校教育观作了良好的示范。特殊教育起源于18世纪后半叶的欧洲，而捷克于1786年建立了国内第一所为聋人提供教育的机构,因此，从整个世界特殊教育发展的200多年来看，捷克特殊教育发展具有较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本次会议特地邀请了来自捷克奥洛穆茨帕拉基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特殊教育专家，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比较了中国与捷克特殊教育的发展问题。

捷克帕拉基大学教育学院Milon Potmesil教授首先介绍了欧洲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即从最初的隔离、排斥到后来逐渐正常化。他指出，历史上特殊人群与正常人在学校和社会中都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而捷克现在的全纳教育要求特殊人群、正常人群融合在一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所有受教育者都融合在一起，通过教育的融合实现社会的融合。因此，教育标志着国家对文化的理解，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是对特殊人群的关注程度。第二，米勒教授主要调查了老师和家长对“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进入正常学校学习”这措施的情感与态度。结果显示：90%的老师支持有缺陷的儿童和正常儿童共同接受学校教育；其中有70%的老师在支持的同时也心这些儿童进入学校后会增加他们的工作负担。他的结论是：（1）我们要理解儿童的文化背景，（2）我们要怎么理解来自不同文化的儿童，（3）教育应改变环境去适应儿童，尤其是有缺陷的儿童，使他们感受不到自身的缺陷。

更重要的是，Milon Potmesil教授创新性地将“残疾”定义为一种文化符号，认为残疾人群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具有自己的语言、价值观念和社交原则。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刘胜林教授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她从不同社会群体或认识角度对残疾做了不同区分：从医疗模式来看，残疾是需要治疗的疾病；从社会模式来看，残疾是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建构的产品；从教育来看，教育应当去适应残疾孩子，改称“残疾儿童”为“特殊需要儿童”等。进而她提出一种积极建构的“残疾”概念。首先，聋不是缺陷，而是文化与语言上的少数民族，他们有着自己的语言和独特文化、身份。其次，她以世界上聋文化盛行地区为例，指出聋的社会模式带来的积极影响，介绍了促进聋人身份、权利意识的DPN（Deaf President Now）运动和“出自聋人、为着聋人、经由聋人”（From deaf, For deaf, By deaf）的基本原则。第三，她探讨了倡导积极残疾文化的意义。如果学校、社会能够提供适当的环境和条件帮助残障人发挥自身优势，这些弱势群体必能从教育中受益。理想的教育，是让所有家庭、孩子都看见希望，积极生活，让所有从事儿童特殊教育工作的人不妄自菲薄，懈怠工作。最后，刘胜林教授指出，积极残疾文化本身需要靠家长和专业人员等去倡导、去呼吁、去实践。

一些研究者从比较教育的角度探讨不同文化里的特殊教育。捷克帕拉基大学教育学院Petra Potmesilova博士比较了中西方残疾人的生活境况，讨论了“为什么听障人不愿意与正常人生活在一起？”的问题。随后她介绍了捷克为充分发挥听障人自身优势所作的努力，如将音乐改编成手语等。她也指出了中国听障人群面临的问题，如手语不统一造成交流障碍。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彭艳博士对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及其在中国和捷克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她以成都新津一带的学校为例，就无障碍设施改进情况、特殊需要儿童同伴助学情况以及学校与家庭之间互动情况做了介绍，并与捷克作了比较。她的结论是：（1）在学校管理支持方面，成都学校对全纳教育持理性态度；（2）中国现有的全纳教育支持体系还比较凌乱、不系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保证，而捷克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全纳教育支持体系。

此次会议与会学者来自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完善和深化了我们对多元文化与教育问题的认识。同时，本次会议议题相当广泛，包括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现状与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问题与学校制度改革、学校教育与灾后重建中的文化重塑、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融合教育、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合教育问题、多元文化视角下特殊学校的教育与管理，基本涵盖了当代学校教育实践中的文化问题。我们希望通过此次会议，能让更多的人关注教育的文化问题或者从文化角度思考教育问题，走出传统的学校本位的教育观，形成学校教育的文化意识，改善学校教育工作，不断创新，以形成适应当代社会文化变迁与现代文化发展需要的教育方法与途径。虽然本次会议的讨论不能完全穷尽与解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但是为学校教育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对教育研究主题和方法的一次创新与突破，因此，本次会议的议题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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