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3日上午九点，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多元文化讲会第九讲在7教A区六楼会议室举行。本讲嘉宾为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博士生导师项贤明教授。项贤明教授曾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其博士学位论文《泛教育论》获得2000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本讲主讲题目为“试解钱学森之问：国际视野下的创新人才培养”。讲会由中心副主任郑富兴教授主持。与会者有教育科学学院的本科生与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双学位班的其他学院本科生。

项贤明教授首先讲述了我国当前对于创新的焦虑、自恋和反思。他说，我国是博士数量大国和论文数量大国，2009年，PISA成绩上海世界第一，以至于美国高官惊呼中国创新超越美国。据此他提出问题，我们是创新大国吗？我们的教育世界第一吗？为什么我们重视创新？创新热议的背景是什么？问题何在？

然后，他揭示了我们处于一个创新的时代，这对我们的教育提出了挑战。他从西方质疑自己近现代产生的理性主义和古典经济学而重视创新谈起，指出我们处于知识经济时代、后现代与后工业社会，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已经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第三，他分析了我国学生的创造力是如何丢失的。他列举了很多现象，如钱学森之问与中国教育界的尴尬，2009年11位安徽教授上书新任教育部长质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诺贝尔奖成为了中国人的另一个“国足”梦？这些现象证明了我们学生的创造力的丧失。对于这一点，一种盛行的观点认为，这是应试教育（如学业负担、高考指挥棒等等）的结果。项贤明教授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把知识与创造力对立了来。他反问道：中国学生的创造力“丢失”是因为学得太多太难了吗？科学知识阻碍人在科学研究中的创造力吗？农民进科学院=创新型国家？他认为，不能把板子都打在教育上。

那么，我们的创造力是在哪里丢失的呢？项贤明教授根据创新的特点、人的特征、教育基本理论尤其是跨国界的比较中做了自己的回答。

他认为，人是世间最复杂的存在物，复杂系统运动变化过程中的自组织的特性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已成为主体性；如果有所谓“人的身心发展规律”，那么，自主性就是人的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规律，人是自己创造自己的。这种复杂性已经超越了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的解释能力。

他根据自己跨越国界的观察与追踪，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进行比较，认为我们与美国学生的学习方式存在很大差异。（1）国外中小学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强调综合的作业与扩展阅读，提供很多动手的机会。

（2）不同教室空间布局中的权力不同。如中国大陆各类学校中几乎是清一色的“秧田式”空间布局学校的教室，教师成为单一权力中心，认真听讲成为一种“美德”的驯服，学生在权力中心操控下的“积极发言”，自我表达也成为了鹦鹉学舌，师生“互动”是在教师“主导”下进行的，最大的危害就是录音机式的学习方式。

（3）标准答案的霸权与虚假知识。这是中小学普遍的问题。

（4）中国文化对创造的负面影响力。文化宽容性是特立独行的创造者必需的“空气”。集权的文化强调整齐划一的课程和评价标准，而分权的文化则强调多元的课程和评价。发育完善的现代性承认、肯定并容忍个性，而我国重视记诵文化，但是学富五车不等于创造力，文化的现代化任重道远

（5）荒谬的教育学与荒唐的教育。项贤明教授从教育学角度分析了我国当前荒谬的教育学与荒唐的教育理念对创新的阻碍，提出了改造当前学校教育的一些建议和设想。他认为，传统教育学中一个看似严密的三段论：实践是主体改造客体的活动；教育是一种实践活动；所以，教育是一种主体改造客体的活动。那么，教学就是老师改变学生？他认为，并不真正存在的“灌输式教学法”，学生只能自我改造，“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也是一个糊涂的提法。

最后，项贤明教授运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教育改造的思路和建议。他根据自己提出的“双主体”概念，认为，我们要重新理解“教育”，教育绝不是一部分人改造另一部分人，即便是初生的婴儿，也是通过自己的活动获得发展的；无论是“灌输式”还是“启发式”，知识的获得过程其实从来都是充满创造的。因此，创新教育应给学生让渡出创造的空间。至于应试教育的问题，我们学到的只是表述原理的语句，而不是原理本身，我们获得的只是“审题能力”、“解题能力”，而不是创造能力。

（项贤明：《泛教育论——广义教育学的初步探索》，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讲座结束后，学生们就中国教育的担忧与希望、教育研究者的责任、自身发展的困惑等问题与项贤明教授进行了交流。

项贤明教授的讲座从培养创新人才的国际比较角度全方位地检视了中国的基础教育，不仅展示了教育学理论的解释力，也激发了在座学生对于了解中国教育实际、探讨教育问题的兴趣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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