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问题的缘起

羌族是汉族的前身——“华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民族之一。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数千年的羌族人民融中国建筑的“三原色”——窑洞、干栏、帐幕于一体，创造了灿烂的羌族建筑文化。

作为中国历史古文明的标志，和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和伟大创举，羌族建筑被历代文人墨客吟赞，记述它过去的辉煌，经历的沧桑和悲壮，比拟它为一部羌民族的苦难史、奋斗史。

一个民族的建筑除了要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外，还要体现其民族精神层面的需求。北川羌族在长期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其建筑与生态环境相适应而自成体系，呈现出独特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特色。羌族人民以高超的建筑技艺和因地制宜的建筑方式建造的羌寨、碉楼、民居、栈道等，均显示出其特殊的文化价值，是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伦理观念和藏族的文化理念也在羌族的建筑文化中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

但是，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在多元文化的渗透下，羌族建筑正逐渐失去其本真的美学价值及文化内涵。另一方面，“5·12”汶川大地震后，羌族建筑或破损，或坍塌，毁损极其严重，作为我国惟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的羌族建筑群落亦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如北川县永平堡石砌古城墙多处垮塌，有的城门开裂甚而变形，小寨子沟等地80%以上的羌族传统民居均严重损毁或倒塌，大禹纪念馆、羌族民俗博物馆、禹羌文化研究中心等文化场馆倒塌，北川县城更是被夷为平地，亟待抢救。

因此，仅仅从浩大的工程学、建筑学价值上去考察羌族建筑还很不够，对羌族建筑进行美学研究，探讨羌族建筑美学价值的保护与传承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二、研究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建筑美学研究，是一个备受世人关注的课题。它的独特性是不仅从建筑学层面，还从民居的空间成因和发展，建筑文化、历史、社会诸方面的纠葛去研究少数民族建筑。尤其重要的是，从文艺学、美学等范畴对北川羌族建筑，亦即羌族文化的载体进行深入探究，是了解和感知羌族文化的重要途径。

随着北川新县城重建步伐的加快，一座崭新的北川县城已初具规模。根据《北川羌族自治县城乡住房灾后重建实施方案》，新的北川羌族自治县的建筑风貌控制从整体上把握建筑与自然环境以及人文历史的融合协调，提炼采用传统建筑元素，辅以简洁、清新的建筑符号；在尊重民族地区的生活习惯和传统风俗的基础上，力求在各个区域内屋顶形式与背景环境相协调；建筑立面与街区形态相统一，充分考虑其山水田园背景的融合渗透；建筑色彩要以三原色为主，并根据周边环境色差决定色彩偏向；标志性建筑可变色调，但应注意与周边环境协调；屋顶色彩可以采用青灰色或红色调，民族聚居地区要尊重他们的选择。即便如此，笔者发现，由钢筋水泥建造的新北川县城建筑群落正逐渐丧失民族性，只有外在装饰的民族图腾的羌族建筑，已经不完全是羌族人民安放身体和寄托精神的民族文化家园。

为此，解读羌族传统建筑和灾后重建建筑的差异，就如何保护羌族建筑原生态审美风格进行思考，有利于在北川新县城建设中还原羌族传统建筑文化原貌，释放羌族传统建筑中蕴含的丰富的美学内涵，绽放羌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研究的创新性

羌族建筑研究过去散见于报刊杂志。因羌区地域偏远，山高路险，人们视为畏途，终不见系统研究成果面世。直至2000年，西南交通大学季富政教授编著出版了《中国羌族建筑》，被誉为“填补了系统研究羌族建筑的空白”。该著作从“羌族建筑历史”、“村寨”、“官寨”、“碉楼”、“民居”、“桥梁、栈道”等方面就羌族建筑的历史、类型、结构和构造、建筑形成原因等做了详细阐述。此外，在近10年来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中，对羌族建筑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形态特征”、“精巧的水系统构成”、“羌族建筑的图腾”、“宗教功效”，以及羌族建筑“质朴的环境色彩文化”、“山地聚落的和谐美”、“居住形态的质朴美”和“建筑群落的特异美”等方面。综合来看，对羌族建筑美学的深入研究寥寥无几。

汶川大地震后，北川羌族文化的损失难以估量。桥梁、房屋、古建筑等遭受毁灭性破坏，一批文化传人罹难。羌族文化历来具有口口相传、活体传承的特征，但经过这次地震，羌族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已面临分崩离析的危境。加之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重建过程中，原汁原味的羌族建筑文化在内涵和外延上正在发生着变革。但遗憾的是，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更多的人把关注的重点投入在城市建设程度、重建建筑的质量和速度等方面，对新北川建设中继承和发扬传统羌族文化给予的关注还很不够。

“北川羌族传统美学研究”是将地震前后不管是建筑学上的、考古学上的、文字学上的、文献学上的还是影像学上的北川羌族建筑，都纳入美学的视野进行整体性审视，而不是只进行局部研究。这个观点的确立不仅因为北川羌族建筑以艺术为其表征，也不仅在于其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源，还在于它凸现了北川羌族建筑的美学价值。

地震以前，人们对北川羌族建筑的认识主要是通过村寨、碉楼、民居等形象而进入的，更多的是外在的审美感知。审美价值一直是北川羌族吸引力的流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此项研究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用艺术的眼光看北川羌族建筑，用审美的眼光看文化。地震以后，开展北川羌族建筑美学研究，连带着羌族几千年的历史风云，以及灾后重建新北川带来的痛苦和欢乐，北川羌族建筑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较量与抗衡，在传统与现代的视域中不断碰撞，试图在阵痛中寻求新生。因此，本研究将重心放在关于保护羌族建筑原生态审美风格的思考，着重对建筑风格的审美变异、从形式到功能的审美拓展，以及信息与生态技术影响下的北川羌族建筑的美学重构进行探索。

虽然已有学者对羌族建筑及其文化继承研究，但系统地研究其美学价值的却屈指可数。本课题的创新性在于不是简单地将北川羌族新建建筑和传统建筑视为物理存在的历史遗迹，而是作为灵思之源的精神启迪，作为不断生成新的艺术创作的生命体，将其置于全球化背景下，催生民族文艺创作的灵感之源。同时，将北川羌族建筑美学价值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生成，其艺术的启迪作用将会逐渐显现。

第一章  北川羌族传统建筑略论

第一节  北川羌族传统建筑源流及其形成历史

《说文·羊部》说：“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后汉书·西羌传》还释：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畜牧为主。”由此可见，古代羌人正是居住在以西海（青海湖）为中心青藏高原北部辽阔的广原上，过着以牧羊为主的游牧生活。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对发展的限制，加之汉人的打压驱逐，古羌族人便积极寻求更适宜于生存和发展的地域，开始了大规模的长途迁徙，当他们来到岷江上游和涪江上游后，逐渐由“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转变为定居的半农半牧的生活。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居住形态的转变，古羌人不再居住在羊毛帐幕中，而是“垒石为室”。这种居住于石砌住宅中羌族民居被建筑学家称为“中国建筑活化石”。2000年前《后汉书•西南夷传》就有：“众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为邛笼，高者至十余丈”的记载。村落依山而建、垒石为室作为羌族村寨碉房建筑的基本布局和建筑形式，一直保持到当代。

羌族主要聚居于岷江上游地区，这里山脉重重，地势陡峭，河流湍急，落差极大。由于羌寨一般建在高山或半山腰，故而羌族被称为“云朵中的民族”。从天空望去，那富有特色的羌族建筑如明珠万斛般散落在羌山的怀抱里。

北川羌族地区的人民，主要分布在都坝河、白草河和青片河流域的河岸台地、半山和高山，居住的环境山高坡陡、河谷狭窄、水流湍急，羌族传统建筑风貌至今仍保存完好，部分羌族聚居村落还普遍使用羌族语言。由于北川地区自古以来是羌、汉、藏族聚居区的结合部，因此，传统的北川羌族建筑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刻。北川地区的羌族建筑发展到近代，板屋形式的吊脚楼逐渐成为羌族村寨的主要形式，在羌族聚居区新建建筑大都改为以板屋形式木结构为主， 但是内部格局仍然保留羌族传统建筑的形制， 在房屋周围和底层圈养牲畜的地方至今仍是垒石为墙。

第二节  北川羌族传统建筑类型及成因

羌族传统建筑分为碉楼、石砌房、官寨、索桥、栈道等，各种类型建筑的形成均有着特定的历史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和宗教因素。

碉楼——古代羌人饱受战乱的困扰，修筑坚固的兼具防御和生活功能的建筑成为其必然要求。坚固牢靠、便于了望敌情的碉楼正好因应了这一需求。碉楼有四角、六角、八角等形式，高度在20至30米之间，有的高达十三四层。墙基深135米，以石片砌成。修建时不绘图、吊线、不搭架，全凭高超的技艺与经验建造。羌碉被法国建筑学家称之为“世界建筑明珠”、“东方金字塔”。

石砌房——建筑材料是石片和黄泥土，一般高约二三丈，是羌人重要的民居建筑。石砌房呈正方形，多数为3层，底层饲养家畜、堆放农具和杂物，二层为主室所在地，是人们居住、活动的主要场所，三层堆放财物、粮食等。石砌房顶层平台是室内空间的延续，在不平的山地中增加了平整的空间，是晾晒作物的场地，同时也是活动、祭祀、敬神的地方。因羌人崇拜白石，便在屋顶平台供奉5块白石，象征天神、地神、山神、山神娘娘和树神。

官寨——土司居住及行使权力的建筑，形制复杂，是羌族建筑的精品，官寨的高低、大小往往与土司的等级、势力大小相对应，具有权力和等级的象征性。

索桥——羌族地区山高水险，为便利交通，连通两山、河道两岸，1400多年前羌民就创造了索桥。

栈道——分为木栈与石栈，木栈建于密林，铺木为路，杂以土石；石栈施于绝壁悬崖，绿岩凿孔，插木为桥。

羌族人在修建住宅时，一般选在沿河谷的高山或半山腰有耕地和水源的地方依山而建、分台筑室，一是为了节约宝贵的耕地，二是出于战争防御的考虑，三是利于生产生活。风大且寒冷是高原山地气候的一大特征，为了饱暖通风，羌族建筑通常坐落在向阳背风的场所，住屋的方向大都避免常年主导风向。主要的窗户均为朝南向，东面、西面和北面墙身及底层各墙都不开窗。羌族建筑注意隔离外部恶劣气候对居住环境的影响，尤其是阻隔寒风渗透进入居室。由于住屋层数多而层高较低，墙壁较厚，窗洞矮小，以致下面各层室内采光、日照、通风均感不足，因此羌人便利用梯井、天井、天窗等方式以弥补侧窗之不足。

作为羌族建筑的典型代表，碉楼和石砌房的文化名片，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化符号，反映了羌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与此相关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碉房民居的成型受制于地理环境、建筑材料与技术、民俗风情与生活习惯等因素,以其相对稳定性表现着某些亘古不变的传统，有建筑学、文化人类学上的价值和化石般的认知意义。碉楼和石砌房虽难以和宫殿、寺庙相提并论，但它们在民族建筑中却有着宫殿和寺庙无法替代的地位。国内学者称之为“邛笼文化”。

第二章  北川羌族传统建筑的美学价值

第一节  北川羌族传统建筑的美学特征

一、和谐相融的生态之美

羌族人民依山居止，建筑顺应等高线布局，呈阶梯状分布，层层向后随山体拔高抬升，有的依山而建的石砌房，其一层或二层靠山一面的后墙利用原生岩作墙。多数羌民居靠山一面的墙体是从二层开始砌筑，更有甚者几乎全利用屋后原生岩坡的，仅屋顶晒台上的罩楼后墙体才开始砌筑，并直接在墙上开后门，如同从大山中雕凿出来，与自然山体浑然一体。

羌族建筑就地取材，利用天然的石片和木材为构筑材料，同自然环境相辅相生。羌寨与周围的巍巍群山、奔涌河流情景相生，相得益彰，如同一幅不事雕琢的山水人家的自然画卷。部分羌寨还引水入寨，涓涓细流环寨而行，泉水叮咚，山寨肃穆，使得整个寨子动静相宜，生机盎然。山水相融的羌寨，既得庄重敦厚之神韵，又具飘逸灵动之风采，成为自然景观的有机延伸。羌族建筑依山傍水，垂直的轮廓线条与流动的山水线条交错对照，成为山水的有机点缀体，恰似琴箫和鸣，别具音律悠扬之美，大有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之妙。

“建筑意境存在于建筑与其周围相关因素组成的环境中” [①]，“环境是意境的物质载体，意境是环境的精神升华。所以建筑创作要充分了解、尊重和利用原有环境，是建筑与其相适应。这种适应不在于形式上的相似或对比，而在于精神上的融合，形成新的更加美好的环境，达到更加令人神往的意境。”[②]羌族人民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以虔诚的心态、勤劳而富有创造力的双手建造的建筑，不仅在外观上与山水自然相融合，而且在精神上与自然环境相契合，形成悠远深邃的意境。羌族建筑既反映了羌族人民对大自然的膜拜尊崇之情，又体现了他们栉风沐雨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将生态和谐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

现代羌人虽定居不足千年，不但丰富了石室碉楼的建筑文化，且因地制宜，变化多端。加之羌民信仰神山，寨后多是大片神林所在，并在寨中种植“神树”。神林所在，附近皆不得樵木。这在多地震、且山体年轻的岷山间，尤为重要。因保护植被，阻止了泥石流和大面积滑坡的出现，从而也令存在得以久安。[③]羌族建筑以自然为背景，深得崇尚自然、融入自然、师法自然的高远意象，仿佛凝固的音乐，诉说着羌族古老悠久的历史。生生不息的羌族人与自然为邻，谱写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安居乐业的岁月长歌。

二、独特的空间结构韵律

羌寨一般居住有数十户人家，建筑群落庞大，整个寨子呈现出壮阔大气之美。羌族建筑群落多以碉楼为中心，三层高的民居石砌房围绕碉楼展开布局，层层簇拥似众星捧月，既相互顾盼、映衬，又对称、平衡。著名建筑大师熊明在《建筑美学刚要》中指出：“为了强化秩序，通常主要靠突出中心。中心是相对外围而言。有中心必有外围，二者相伴而生。中心统领外围，外围无论向心或离心，产生艺术的拉力或张力，即形成强有力的秩序，达到统一的整体效果，吸引人们的目光，激起心理共鸣。”[④]羌寨中的碉楼形成带给人观感冲击的视觉中心，石砌房则错落有致的分布在碉楼的周围，显得张弛有度，产生强烈的层次美感和艺术张力。此外，紧凑的布局减少了寒冷气候的不良影响，降低了风沙的侵害，弯曲狭隘的街道空间一方面阻止了风在巷道中的顺畅通行，在炎热的白天又提供了宜人的阴影。狭窄的街道和巷子成为封闭的线形空间，显得幽远而深邃。

羌碉建于高山绝崖，高耸入云，凸显了气势的粗犷雄浑美。碉楼有四角、六角、八角等形式，其线条棱角分明，粗犷豪迈，丰富了建筑的轮廓线，产生了优美的垂直韵律。碉楼下宽上窄，墙体从下至上逐渐向内倾斜，展现出渐变之美和节奏美感，使得建筑体不至于呆板僵化。民居石砌房的屋顶为平顶式，形成了空旷自然、豁然开朗的空间美感。石砌房还融入男女有别、尊卑贵贱、亲疏内外等羌族传统伦理观念，反映在审美上，则表现为强烈的对称审美观，大门总是两扇，窗户有的左右对称，有的南北、东西相对，在对比中达成统一蕴含了强烈的空间动感美。

  羌寨中还建有过街楼，交错穿插于各独立建筑体之间，闲时供人们出入联系之用，战时则是防御抗敌的有利依托。过街楼迂回曲折，构成了主次分明、纵横有序的村寨交通空间，使各建筑体之间的过渡转折自然，保持了空间序列的连贯性，并进一步丰满了羌寨的骨骼。整个村寨的屋顶则用跳板、独木梯联系起来，形成整村相连的道路网，与地面道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变化出体现出秩序性，为其外部空间增添了灵动别致之美。形式美的基本规律是“多样化的统一”。没有多样化就单调呆板，缺乏统一则杂乱无章。[⑤] 过街楼、独木梯等呈现了羌寨的多样化，同时又是羌寨的有机构成体，统一于整个羌寨空间，在统一中彰显了个性，又在个性中归于统一，激发了人们的审美快感。

内部生活空间是羌族建筑的中心凝聚点，每一羌族建筑均有主室，是人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在羌人中具有崇高地位的中心柱位于主室中，同时，羌人生活中重要的角角神、火塘与中心柱三者均立于主室对角线上，突出了其神圣性，反映了羌人的民族崇拜意识。供奉角角神的神龛，位于进主屋门的左前方屋角，橱柜则以神龛为中心向两边成直角展开，均为开放式结构，规模大小不等，用来放置杂物和生活用品。橱柜也是羌人审美需求的重要表现区域，如龙小琼宅的橱柜分三层，高约2.8米，长约4米，橱柜的上檐为一组“龙凤呈祥”的木雕，龙凤之间为一“阴阳鱼”图案，橱柜下部空间较大，可摆放水缸、米桶等杂物。总体而言，羌族建筑的内部空间陈设有序，主次分明且法度严谨，既体现了羌人的精神崇拜意识，又兼顾了生活实效功能。

三、奇异的石木建筑美

羌族建筑以泥、石、木混合结构为主，充分利用了泥土的黏粘性、石木的坚固性，坚实牢靠。石片和黄泥土的原色为黑色、青灰，使得羌族建筑色彩肌理粗犷稳重，韵味古朴淳厚，富于静穆的美感，亦反映了羌人朴实忠纯的民风。另一方面，石木建筑的表观呈现出的黑色与周围环境色彩协调统一，又与白石装饰的白色形成鲜明对比，实现对称和谐和稳定平衡的色彩美感。

石砌房为羌族民居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类，呈方形。石砌房的四周或有的中间隔墙全部采用片石叠砌，整体呈现出下大上小、恰如梯形的姿态，坚实、牢固。房顶平台的最下面是木板或石板，伸出墙外成屋檐。木板或石板上密覆树丫或竹枝，再压盖黄土和鸡粪夯实，有洞槽引水，不漏雨雪，冬暖夏凉。房顶平台是脱粒、晒粮、做针线活及游戏休歇的场地。

碉楼墙体用不规则石块和泥修砌，各层用圆木作梁，密铺树干、树技，填土夯实，再铺木板作面，各层有独木梯上下。碉楼的门十分矮小，成年人要弯腰进入。门板坚实厚重，有多道带机关的木制门闩，极利于防守。碉楼建筑的过程中，当墙砌到适当的高度时，就要在墙中嵌搭长木，长木的两端嵌进墙中，非常稳固。这些有机的架设，不仅在修建时充当了脚木架，使碉楼能在无塔吊的情况下继续向高处延伸，而且方便了以后的分层，有利于贮存食物。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考察，它还对整座碉楼起到了连架、固定的作用。

无论碉楼还是民居石砌房，羌族建筑均以原始的石片和木料为主要的材料，显现出一种粗犷之美，无矫饰之美，石木相杂于建筑体中，相互辉映，又产生了丰富的意趣、别致之美。

第二节  北川羌族传统建筑美的文化内涵

一、民族习俗和巫术影响下的羌族建筑文化

羌人将自己的生存生活需求、宗教崇拜意识、民族思想秉性附着在建筑中，于是，羌族建筑形成了“依山垒室，多层矩体，纳萨石树，人天合道”的文化内涵，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生发出独特的美感。

“依山垒室”中的“依山”是表述建筑主体选择自然环境的理念。“依”则是和谐、亲和自然环境的建筑理念表述。山在羌族文化中既是自然，又是崇拜的神灵与精神空间形象。“垒”是使用石为主要建筑材料，以“垒”“砌”为建筑工艺特征。这种把任何怪状乱石垒砌成“室”的技术，成为一种独特的垒室工艺。“室”是人造的第二空间，羌族的“垒石为室”发展到非常精湛的、出神入画的境界，其垒砌的面、线、角，如刀切线槌，壁光无痕，西方人陶然士惊呼其整齐如“印刷符号”，堪称世界石砌建筑史上的奇观。[⑥]

“多层矩体”指建筑体造形是羌族人感知觉与自身经验中的世界模式，其构型平面为4、5、6、8、12 角椎体矩形。多层是羌族人多重生产、生活的功能层次的磊砌叠重、向高空拓展的技术文化特征，是中国西部独特的石砌建筑技术文化与审美造型的感性显现。[⑦]

“纳萨石树”之纳萨，北部羌语区称为“勒色”，为石砌立方体或锥柱体，纵截面为等腰梯形，两腰凸凹。纳萨本体分为内外两部分。上、中、下结构象征天、（山）地、人。内中埋藏有土陶、铁、铜、银、金、箭头、青稞、麦、羊毛线、麻线等象征万物与崇拜万物。纳萨的外部上、中、下分别以三块方形石板为台面，均圆形穿孔，上下对应。它的功能就是在其上供奉神树、白石。纳萨是羌族的民居建筑的最高层面，是其民族性文化标志符号，是羌族神灵的核心聚居域界和羌族各类祭祀的凝聚点，是羌族建筑文化特色的精神“神殿”。[⑧]

“人天合道”是羌族建筑的内在哲学、宗教精神、审美价值取向的显现。是人的本体在宇宙自然中的定位理念与建筑形式的契合，即羌族人信仰万物有灵，自然崇拜是以树、石等自然物在纳萨上的表述。羌族建筑是与自然外在、内在涵义的合道，是羌族文化体法自然，人、神、同合的理念与价值的最高体现。[⑨]

羌族民居的主室比较宽大，往往占据整个民居大部分的空间。卧室和储物间较空间较小，布置也很随意，一般用片石或木板隔断。羌族民居结构受“5”数影响较大，原因在于“5”是羌人心目中的吉样数字。比如门高5尺5寸，门宽3尺5寸，净高8尺5寸，三层罩楼6尺5寸等。

羌族传统建筑深受民族巫术的影响。作为羌族巫术的继承人——释比，是羌人的精神领袖。他们对建筑的选址、规划、设计、营造都有绝对的解释权。羌人具有日月崇拜，因此建筑多面向东方日出之地，而修筑高大的碉楼是为了离天神更近，可以随时祭祀天神而得到天神的庇护。羌族建筑面向东方建筑还利于保证日照时间，有利于庄稼生长和身心健康。

火塘、角角神和中心柱构成制约主室平面的对角轴线，体现了羌人的宗教膜拜心理，也与羌族对长幼有序、尊卑有规及居中为尊等封建家庭礼教及巫术信仰有关。原居西北的羌人，地处高寒，无火就难以生存，因而产生火神崇拜，羌人便在火塘上的铁三脚右上方—脚系一个小铁环代表火神。羌家中的火塘位于主室的中心，终年不灭，称“万年火”，人们对火塘极其尊敬，不能跨越火塘、脚踏火塘。烟火贯穿了羌人敬天的思想及天人合一的信念。[⑩]角角神设在主室的屋角神龛上，包括祖先、柱柱神、门神等，羌人将其供奉室中是希望能保佑家人平安吉祥。中心柱被羌人称为“中央皇帝”，地位崇高，贯穿了一柱定天下的古羌建筑理论。

白石在羌族人的心目中象征祖先居住的雪隆包山，是神圣、美好和崇高的化身。传说羌人受到天神的指引，用白石打败了身强力壮的土著戈基人，才得以在岷江上游和涪江上游的今北川一带安居乐业，白石崇拜对羌人的影响因而更深。白石神羌语叫阿爸木比塔，为天神、天爷之意，羌人在屋顶、门上、石檐、女儿墙角等处供奉白石，以作祭祀之用。在建筑中供奉白石神，视其为羌寨及个人的保护神，起到了凝聚人心、团结力量的作用。

宗教人类学家迈耶霍夫在论述人类文化中的物件的象征意义时说：“这些象征物不仅构成了宗教的核心，而且也构成了艺术，神话和世界观的核心。它们共同为个人与社会的整合提供了动力。”[11]羌族建筑中的构筑物件正是其民族世界观的反映，是其民族文化不断演化进步的源泉。

二、他民族对羌族建筑文化的影响——包容、杂糅和创新

由于羌人最初在西北过着游牧生活，因此羌族建筑继承并发扬了藏族建筑的帐幕风格。中心柱即是帐幕民居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而羌人对中心柱又有所革新，如在高6米以上主室发展成距中心位置等距离的双柱，房间更大则发展成4柱。羌族建筑的屋顶平台则是窑洞建筑的遗存，且具有晾晒、活动等功能，是羌人融合与创造的表现。羌人还发展了土著戈基人的碉楼形制，在石碉上部建造射廊和望台，进一步发挥其防御抗敌功效，也充分展现了羌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迁徙至岷江上游后，汉族文化和建筑风格也对羌族建筑产生了影响，如中轴对称、神位、垂花木构门、门神等。再如泰山石敢当本是汉文化，但它传入羌寨后，很快便被羌文化所综合、融会。又因各家不同的理解，石敢当的姿态也有了不同的构建，其上脸谱形似羌人祟拜的猴头，亦是汉文化与羌文化结合的体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不少羌族人家也供奉财神、灶神、天地君亲师位等。

清代以来，在北川县境东南部，佛教和道教逐渐取代羌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北川县境中西部，则兼有佛教、道教、藏传佛教乃至天主教等多种宗教的影响，人们不仅学习汉人修建庙宇供奉神灵，而且往往在一座庙宇中同时供奉大禹王、玉皇、观音、喇嘛神君等多种神灵，成了神佛界的“联合国”。这一奇特的现象，也反映了北川羌人豁达兼容的性格。 

总地而言，一个民族的建筑，如果没有发展和创新，必然会显得僵化、呆板。羌族建筑融合了藏、汉等民族的建筑特色和文化内涵，从形制到功能又有所演变改进，美学表现力变得更加丰富，体现了独创的特性。

第三章  北川新建羌族建筑的美学价值的缺失与重构

第一节  北川新建羌族建筑的美学价值的缺失

一、从山地走向平原

古老的羌人在广袤的西北高原逐水草而居，高原寒冷的气候、恶劣的生态环境制约了民族的发展，又因汉人的驱逐打压，羌人被迫向岷江上游一带迁徙。生存资料的变更、居住环境的变化、心理的阵痛深刻影响着羌族传统建筑的风貌和内涵。从游牧生活的帐幕式建筑到农耕社会的石砌建筑，从独有的羌风到羌汉融合，如同一曲悠远的羌笛，勾勒出了羌族建筑从山地到平原的演变进程。

北川县境的东南部地势平缓，由于地理环境的变化，平原地区地势开阔，节省耕地的建筑需求不再紧迫，而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羌族人民不再有战争防御的顾虑，因而建造传统碉楼和石砌房的缘由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现今羌族聚居区地邻川西平原，与绵州等地汉区交通较为便捷，从建筑到文化的汉化程度都较深。北川小寨子沟出现木结构的吊脚楼这一建筑形式，就是受到川东民居影响的例证。不少羌寨虽仍为石砌房子，但大多加盖了汉式屋顶：有的盖黑瓦，有的盖片石为瓦，甚至有的盖上了红色洋瓦。泰山石敢当在羌族地区分布广泛，几乎遍及所有羌族村寨。由此可见，羌族建筑的传统神韵，在从山地到平原的过渡中渐自淡化。

二、现代功能主义下羌族传统建筑美学价值的沦丧：以钢筋混凝土为例

现代建筑强调结构的牢固，建筑体的坚实，因而多以钢筋混凝土为材质，带有明显的“功能”印记。因抗震等现代功能的要求，羌族建筑也难免带有钢筋混凝土的成分。然而，正如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所说“美是有意味的形式”，建筑只是外在的形式，依附于外在形式的内在意味才是建筑的真正美之所在，而单调的钢筋混凝土则摒弃了羌族建筑的内在意味。“建筑以艺术形象的独创性吸引人们的目光，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外在的形式，那就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生气的外壳……韵味无穷，才能显示出作品真正的独创性。”[12]形象引人入胜，必须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合情合理对功能的过度注重，无疑是对情感的忽略，毫无独创性可言，设想当羌族建筑群落变为水泥森林，必将带给人冷漠感和距离感，那么羌民族的性格、建筑的文化内涵也将不复存在。钢筋混凝土式的羌族建筑犹如一具裸露的躯壳，显得生硬呆板，失去了羌族文化的风骨，遗失了羌民族的民族感情，也就没有血肉，造成美学和艺术价值的缺失。

城市设计专家迈克尔•索尔金的主张带有强烈的达达主义式的叛逆色彩。他说：“应该让建筑出来为无理性的幻想申辩”，“建筑师应该是最开放的，可以和任何人或任何有意愿达到极佳效果的事物结合。你要想成为伟大的建筑师，就必须爱你的所有的孩子，尤其要尊重他们的差异性。让我们设计怪异的、拉伯雷式的、疯狂的建筑吧”，“这是新生的模式也是乌托邦，是对理性的官方风格的一种快乐的戏拟。”[13]

现代建筑的审美思维，基本上局限于总体性思维、理性思维这种固定的、甚至可以说是僵死的框框之中。然而，现代功能主义支配下的理性的思维的惯性不可避免的制约羌族传统建筑的美学价值的彰显。熊明认为“与蜜蜂建造蜂房的本能活动不同，人们是有意识地进行营造”[14]，“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和理想必然体现其中，不仅作为生活方式体现于生活空间，还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审美观念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15]蜜蜂建造蜂房是出自遮风避雨、修养生息功能的原始反应，而建造羌族建筑不仅仅是这种简单的需求，更是羌族人民审美观的诉求、意识形态的体现。因此，重建羌族传统建筑不能简单的作为居住功能的载体，更多的应反应出羌族人民在审美取向、生活态度等方面的独特人文精神，需要实现“幻想的、开放的、差异的”效果，亦即突破功能主义、理性主义的束缚，冲破钢筋混凝土的藩篱，大胆发挥想象力和原创精神，以传统美学价值为主干，以效用为支撑，实现“美”与“用”的有机结合，增强其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第二节  新北川羌族传统建筑美学的重构

一、现代文化和民族文化交织下的羌族建筑美学重构

随着羌民族的迁移，羌族的很多支系或羌人慢慢地被其他民族所融合，特别是汉化和藏化对羌族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羌区地带逐渐变得狭小而绵长。羌族汉化的情况非常严重，在一些羌汉交流较为频繁的羌族地区，羌与汉几乎无异，羌族的文化也正在不断弱化，甚而消退、消亡，作为羌族文化重要载体的羌族建筑也不可避免的要经历现代文化和民族文化交织纷扰的冲击。如今，在北川县境的曲山、擂鼓等场镇，已经很难寻觅到具有羌族民族特色的建筑了。

火塘是羌人恋祖情结寄托以及宗教崇拜的载体，既有供人取暖的功效，又有增强羌族人民民族凝聚力的作用。随着现代文明的进入，火塘的神圣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弱化的趋势，有的羌寨出现了四脚的火塘支架，当地人解释其原因是这种支架承重的力量更大。但抛弃了传统的三尊神，对功能性的注重超越了火塘的本元文化特质，这也间接地说明民族传统文化地位的削弱。

白石神是羌族人民极为尊崇的保护神，是羌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羌族传统建筑均供奉有白石神，借以表达其民族精神信仰。然而，新建的羌族建筑中，不少部分已难觅白石神的踪迹，导致羌民族文化传承维艰，甚而出现断层。

民族文化是羌族建筑的灵魂，也是其美学的依托。现代文化则是民族文化得以发扬光大的助推剂，是促进羌族建筑美学价值不断升华的输血系统。对民族文化抱残守缺，对现代文化盲目攀比均是不可取的。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过“抽象继承”原则。他认为，秉承羌族传统建筑的民族性，创造出富有精神内涵的羌族传统建筑的新风格，既不能固守传统，又不能一味追求其现代性，需要从设计思想开始即寻求羌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汇点，融合两种文化的共有特性，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革新，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兼具民族待色和现代特色的新的建筑艺术风格，在继承的基础上绽放羌族传统建筑的现代艺术魅力和美学光芒。

协调好现代文化和民族文化对羌族建筑的影响，保护和传承羌族建筑美学价值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更新建筑观念，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特色，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挖掘羌族建筑的新的美学价值

审美观念不是一个僵化的概念。它是随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发展而发展的。[16]伴随着生活地域的改变，时代的演进，羌民族的审美观念也在不断发展。任何文化艺术都不可能脱离传统，这是因为创造文化艺术的人生活在发展中的社会中，社会的发展正如物种的进化一样，不可能完全摆脱其“遗传基因”，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17]保护羌族传统建筑美学价值也应以发展的眼光进行审视，将文化视为动态演进的有机体，既尊重历史、传承文脉，又从传统汲取营养，从现代获取力量，积极创新、面向未来，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和谐共生，交相辉映。在提炼升华依存于羌族建筑中的传统文化元素的同时，不断更新建筑观念，与现代文化、西方文化融会贯通，发掘其新的美学价值，开拓多元化的创作途径。

挖掘和提炼羌族传统建筑中的独特元素，其一是物化层面的元素，如碉楼、石砌房的“石砌”、“方形”、“平顶”、“篱笆窗”、“斗窗”、“独木梯”、“垂花门”等。其二是精神层面的元素，主要从羌族民族信仰、民族风俗习惯、传说、服饰中发掘提炼，如羌族人民的崇拜物“羊”，羌族人民喜爱的杜鹃花，羌绣纹饰图案方格子、团团花及云云鞋上的图案，羌族服饰上的梅花图案等都可以作为羌族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运用到建筑中。科学利用这些非物质文化元素，并注入现代文化的元素，与建筑设计有机结合，是羌族传统建筑的现代发展方向。

重建羌族建筑，应高度重视其现代特性，发挥其旅游等方面的价值，促成羌族建筑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生成，实现羌族建筑美学的动态保护和发展中的保护。地震前，北川县城的旅游产业基本上是以自然风景为主的旅游方式，而非独具民族风情的特色旅游，羌族建筑的现代文化特性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地震中，大量的自然旅游资源又被彻底毁灭。因此，更新建筑观念，兴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融合的羌族建筑，发展独具北川特色的羌族特色文化旅游产业成为北川以羌族建筑带动旅游产业发展的最佳选择。

（二）修复羌族建筑或新建羌族建筑，尽可能恢复其原有风貌，在形制上与羌族传统建筑相吻合，在内涵上恢复文化象征符号，凸显羌族的特色，体现出民族文化特质

修复或新建羌族建筑群落应恢复其原有风貌，羌寨中心保留作为议事、文化活动场所的议话坪，在羌寨入口处或民居墙根竖立“泰山石敢当”的避邪石碑，单体建筑保留中心柱、火塘、角角神、白石神等重要构筑物件，而在正中建造垂花门；门、窗采用木质材料，不用铝合金；正面外墙粘贴青片石、拼贴羊图腾；侧墙大多手工绘制杜鹃花图样；屋顶为无坡度的平行制式，屋檐四角镶嵌象征神灵庇佑的白石；楼梯台阶表面黏贴青片石；用木质材料构筑封闭式阳台；用万字格或团团花图案装饰女儿墙。新建碉楼应在高度、形状上与传统羌碉相符合，石砌房保留三层式样且各层用途不变，羌寨中的过街楼、独木梯依传统建造。如此，在物化层面上建构羌族传统建筑的精神表达符号，承袭古羌建筑的遗风神韵。

北川擂鼓镇猫儿石村吉娜羌寨被称为“北川第一村”，是地震后重新修建的羌族特色突出的村寨，较好的保存了羌族传统建筑的美学神韵。吉娜羌寨几乎全部采用本地的石材、木材、页岩砖修建，两座小碉楼和一座大碉楼成三角形巍然屹立于寨子入口处，碉楼外墙颜色为灰白色，朴素淡雅；“泰山石敢当”竖立在寨子口；楼顶的屋角镶嵌着白石；响水泉边的篝火广场，是寨子里的主要活动场所，人们在这里祭祀、跳锅庄舞；一幢幢羌族建筑形制相近，风格十分协调；每户民居的大门上方都披着羌红，挂着羊头骨。

北川羌族青片上五村的山梁羌寨，其上建有石砌勒色。勒色主要作用是其上摆置羌族象征神灵的白石与杉树枝，是羌族宗教信仰的标志性建筑体。勒色是羌族民居建筑的文化符号、精神凝聚点造型特征，是最关紧要的文化空间。但是，北川县较多重建民居，缺失这一重要的民族性文化符号特征。在恢复重建的羌族建筑中，应在建筑最高端修建纳萨小石台，供祀白石、神树枝，即勒色石、树。

（三）在城市等难以全盘复建羌族传统建筑的地方，兴建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并以其为轴线上的中心、视觉的焦点展开布局

在羌族人的意识观念中认为，做人要像碉楼一样，有脊梁。碉楼正是羌族人民顽强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和象征建筑体，重建北川新县城可以在城中心修建几座碉楼，围绕碉楼构筑羌族传统建筑一条街，形成城市羌族建筑群落。每当人们仰视碉楼，便对羌族传统建筑多了一份感知，自然而生挺直脊梁的民族自豪感，置身于羌族建筑群中则会产生心灵的契合感、亲切感，如此，即形成了良好的羌族传统建筑的空间氛围。

北川新县城羌族特色商业步行街是山东省援建北川新县城的十大标志性项目之一，是北川新县城景观中轴线和步行廊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中体现传统羌族风貌特色的重点区域。工程结构形式为框架结构，各楼多为三层，还有四至五层的碉楼，屋顶采用平坡结合，并相互穿插，整体看上去错落有致。建筑立面将采用文化石、原木等传统建筑材料，避免了明显的铝合金门窗，建筑色彩采用片石浅褐色点缀原木的棕褐色，色彩朴素，充分展现了羌族特色。[18]

黑格尔在《各门艺术的系统》中指出，建筑艺术的基本类型就是象征艺术类型。[19]北川新县城羌族特色商业步行街体现了羌族传统建筑特有的美学价值，象征的是羌民族的丰厚文化内涵以及羌族的民族精神。“建筑不仅反映生活，而且作为生活空间直接参与生活，成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建筑具有任何其它艺术都更直接的感染力。”[20]羌族特色步行街融生活空间和艺术表现物为一体，建筑艺术形象的精神意义与生活空间的物质功能实现有机结合，当人们漫步于羌族特色步行街，感受到的是浓厚的羌族人文精神，羌族传统建筑的美学神韵也深深的感染着人们的心灵世界。

二、经济浪潮冲击下的羌族建筑美学重构

在现代急速发展的社会态势下，在经济浪潮的席卷下，羌族建筑自也难以“独善其身”，不免与经济对接挂钩。地产商毫不留情的开发着每一寸土地，挖掘机、运输车不断开进羌族地区，部分羌族建筑在轰鸣的机器声中轰然倒下，成为经济利益的牺牲品。

羌区旅游的发展也对羌族建筑有着深远的影响。大量游客涌入羌寨，既可能对建筑体造成损坏，又可能在思想上对羌人进行渗透。长期以来，羌族建筑能得以较好保持其传统美学价值正是得闭塞之利，一旦世外桃源成为喧嚣之地，沾染上世俗的气息，羌族民族文化受到破坏，羌族建筑的古朴性、传统性将难以保持。

应对经济浪潮的冲击，应加强对羌族建筑建筑体本身及其文化内涵的保护，切实防范房产业、旅游业等经济因素对羌族建筑美学价值的破坏。

（一）加强对羌族建筑的保护，防止人为的破坏

首先要加强对羌族建筑的立法保护，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为羌族建筑的保护提供法律保障，做到对羌族建筑保护有法可依。可以根据《文物保护法》精神，使北川羌族建筑由自然存在物转变为珍贵的文物进行保护。其次，规范完善其保护措施，制定具体的保护工作方案，构建有效的保护机制，如建立羌族建筑保护区，设立专门保护机构，安排专人负责羌族建筑的守护工作。第三，定期检查羌族建筑的毁损情况，对其进行修复翻新。

（二）以文化为根基，打造旅游文化产业链

汶川地震后，羌族人民的经济生活破坏严重。而羌族建筑是羌民族文化的产物，它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较大，可以激发游客探寻、感悟羌民族文化的心理，具有十分巨大的开发潜力。

对于羌族建筑、甚至整个羌族传统文化而言，旅游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灾后重建的新北川，震后旅游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为拉动经济服务的旅游消费行为日益侵蚀羌族传统文化内涵，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传统羌族文化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部分民族传统文化正面临着衰退和变异等严峻挑战。一些旅游开发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往往制造伪民族习俗和伪民族文化来引诱和误导消费者，致使传统羌族文化在经济利益的面前日益落入庸俗、低级的陷阱。[21]

重建羌族建筑应坚持民族文化为基础部动摇，有效利用其旅游价值，在保证旅游业不波及羌族建筑传统美学价值的前提下，以羌族建筑为依托，变简单的观光游览为羌族特色文化旅游、休闲旅游的精神享受窗口，以点带面，打造出旅游文化产业链，在促进北川羌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演绎羌族建筑传统与现代结合的风姿。

五龙寨除了在自然生态环境方面加大保护力度外，在文化资源方面， 也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在正河村，原本的羌族民俗文化已被严重汉化， 为了突显旅游资源特色，又将羌族文化“移植”到五龙寨， 在保持羌族原生态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使其得到进一步的挖掘和提炼， 创造出更加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不仅在视觉、听觉上用舞蹈、歌曲等形式来表现民族文化的特色，还将当地的生态产品与羌族饮食文化巧妙地结合起来， 让游客体验到五龙寨旅游产品的核心价值——欣赏羌风民俗、拥抱绿色自然、品尝生态珍品， 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五龙寨旅游资源的综合吸引力。[22]

北川羌族特色商业步行街有一条主街和两条附街，是以地域民族风情为主题，以民族民俗手工艺展示为特色，它集购物、餐饮、娱乐等功能为一体。[23]

北川五龙寨、羌族特色步行街以羌族传统建筑为主体，充分营造民族文化氛围，通过民俗手工艺展示、民族歌舞体验等途径传播发扬民族文化，同时不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集聚购物、文化休闲等现代功能，较好的中和了旅游业和文化内涵对羌族建筑的影响，带动了羌区旅游发展，衍生出羌族传统建筑的现代经济价值。

羌族村寨旅游是以文化底蕴为根基，所以羌族建筑文化保护是旅游重振、持续发展的基础。按照北川的整体发展规划，吉娜羌寨将建设成为国家4A 级景区，以民族村寨观光为产业支撑点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体现出人与自然的融洽关系，走向中华传统哲学和美学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人文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反应文明的进步与活力。”[24]吉娜羌寨依山而建，多层砖石混砌成平顶建筑，层层退台，形成大量屋顶平台，整个羌寨依山就势、层层叠叠，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实现了与生态环境的完美契合；另一方面，吉娜羌寨维系了羌族传统建筑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整合了羌族文化力量，羌文化色彩和氛围浓郁，是以羌族文化为旅游发展的根基的典型范例。同时，吉娜羌寨还出售羌族饰物、纪念品，提供食宿，融合餐饮、休闲、娱乐、度假于一体，形成了旅游的链条衔接和产业化经营。由此可见，吉娜羌寨实现了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融会贯通，促成了两者的可持续发展，在带动羌族人民提高经济收入的同时，推动了羌族文化的活化传承与延续。

但是，“就整个北川县而言，以羌族建筑为主体的文化旅游环境尚未形成，旅游产业链也不够完善。青片乡地区正处在旅游发展初期的个体农家乐经营阶段，当地的旅游设施仅限于提供住宿饮食，住宿条件较差，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游客满意程度较差，对饮食和住宿条件改善的要求较强烈。但大多数游客还是希望当地保持现在的质朴、醇厚和家庭式服务。”[25]基于以上，建议着重发掘、提炼和开发具有羌族民族文化内涵的、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旅游产品，进一步完善各羌寨旅游配套设施，提高旅游服务水平，大力培育“羌寨风情旅游节”，丰富羌族建筑文化底蕴，提升其吸引力，使羌寨旅游常态化，形成稳定的游客资源。

（三）羌族建筑群落突出“禹乡”特色，打造“地质旅游”品牌，充分发挥造血功能

《竹书纪年》说：“帘禹夏后氏。母曰修巳……背剖而生禹于石纽。”石纽，即今北川县治城羌族乡一带的广大地区。《蜀志》又云：“蜀之石泉，禹生之地。”北川有禹里乡、禹王沟、刳儿坪等胜迹，北川羌人不仅敬奉大禹为本民族的先祖，而且还将禹视为一个神，北川也因而被称为“禹乡”。

建筑离不开其自身所处的场所，对该场所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城市规划环境的了解，对环境与建筑相互影响的正确认识，属于“真”。由此出发使建筑适应其场所，既满足自身的功力目的，又又利于该场所，又利其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即属于“善”。[26]没有特色文化环境的建筑如同人体仅仅依赖外来血液的输入却没有自身造血的有机功能，必将走上枯竭衰亡的境地。新建北川建筑群落应与其特定的人文环境相适应，形成文化环境与建筑相辅相成、互为呼应的效应。北川拥有大禹文化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新建的北川建筑群落可以增建大禹雕像、大禹纪念馆、大禹广场等，而在散布的羌族民居中可以由民间自发建造一些规模不等的大禹崇祀点，以重塑大禹在羌族信仰体系中的地位，突出“大禹”元素，进一步丰富其精神内涵，从而为羌族建筑增添新的亮点，充分发挥自身造血功能。

灾后羌寨旅游也产生了新的增长点，那就是要开发地震遗址，拓展旅游项目。可以在地震破坏严重、恢复难度较大的地方设立地震遗址公园和纪念馆，精心打造集观光、科考、教育为一体的“地震遗址旅游”专线。还可以修建地震纪念馆，展现抗震救灾中的感人事迹，彰显国人团结和人性光辉。[27]在汶川大地震后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羌族建筑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和经济价值，应通过对“地震”主题的深入挖掘，打造出“地质旅游”的标志性品牌。

造血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利于北川羌族建筑的可持续发展，是其着眼长远，随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演进的重要途径。

三、新型建筑材质构筑下的羌族建筑美学重构

新型建筑材质多为重复雷同的“范式体”，具有标准化的特质。以这样的材质构筑建筑，在感官上给人以压抑的感觉，难以营造出个性化、人性化的居住空间。 

建筑材质的变化从表观上变革了羌族传统建筑的体征，在视觉印象上颠覆了羌族传统建筑的韵味。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皆崇山峻岭，丰富的石材和木料资源为满足建筑的需要提供了建材保障。这一带土质黏结坚硬，深厚的有机质泥炭土和黄土是构筑建筑的天然材料。北川羌族传统建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天然材质，如石砌房几乎全用石片砌筑，民居中的窗则是用树藤、油竹、树枝做成，再用搅拌的黄泥与麻线混合糊上，称篱笆窗。因此，要想新建建筑打破模式体的限制，还原羌族传统建筑的个性特征，重建羌族建筑时，选用的材质应尽可能是当地的片石、木料等，颜色尽量保持黑灰原色，在门窗等局部构造中应用羌族常用的彩色涂料和木材装饰，富于变化性。如此，新建建筑才能既形似且神似，保持羌族传统建筑的精神精髓。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协调是差异的对立产生的，而不是由类似的东西产生的。因此，重建羌族建筑应将其个性的美学特征从“压迫性的总体性”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差异性和异质性，以非总体性、非中心的思维方式来审视、规范其建造，展示出羌族建筑不拘一格的风格，释放出羌族建筑独特的美感。

另一方面，新型建筑材质如水泥、钢筋、混凝土等工业化工材料建造的建筑容易造成环境的污染，并且与北川羌族地区山水自然环境不相协调，破坏羌族传统建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理念。羌族传统建筑材料是纯自然的，原生态的使用自然材料石头、树木、泥土，契合了羌民族朴素的万物有灵的观念。重建羌族建筑需要避免使用水泥、钢筋、混凝土等新型材质，仍然采用石木天然材质，使得片石仍然成为其建筑的线、面、角的主角。同时，重建这种“垒石为室”的人文建筑，是保持羌族人居建筑文化中以自然建构亲和自然、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可持续生态建筑群，可以规避水泥混凝土对于自然的不可再生的污染。

四、信息技术影响下的羌族建筑美学重构

现代社会是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信息技术对羌族建筑的影响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利用先进信息技术继承发扬羌族建筑美学价值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统筹羌族建筑现状，对毁损或坍塌的羌族建筑进行调查统计，就损毁程度进行签定，对现存的羌族建筑进行普查，形成文字材料并做好归档保存工作，建设羌族建筑数据库； 

编著羌族建筑美学研究专著，如本书，对羌族建筑的美学价值、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挖掘和探讨研究，并将其作为珍贵的文物典籍、传承资料加以收藏；

广泛利用报刊等传统媒介，宣传羌族建筑的美学价值，加强羌族人民的民族认同感，阐释羌族建筑面临美学沦丧的现状，讲解保护传承羌族建筑美学价值的重要性，调动羌族群众的积极性，提升全民族对羌族建筑文化传承和保护的主人翁意识；

制作羌族建筑纪录片，真实、全面、系统地记述羌族建筑的历史沿革、美学特征、民族特色、传承状况，弘扬羌族建筑的美学神韵；

充分应用新媒体平台，如建设羌族建筑专题网站，展示羌族建筑的特色风采，建立羌族建筑论坛，组织专家学者、各地羌人参与讨论，供人们为羌族建筑的保护传承建言献策。

“羌族碉楼与村寨”目前已被列入国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重建过程中，应当将羌族建筑纳入全球性的视野中，充分、有效利用信息这一新兴的技术，通过制作羌族建筑形象展示片、宣传片，在电视、互联网等平台上加大对其宣传力度，提高羌族建筑的国际、国内知名度和影响力，拓宽羌族建筑走出羌区、走向世界的渠道，让更多世人了解并认知羌族建筑，从而加快申遗进程，将羌族建筑发扬光大。

五、社会体系下的羌族建筑美学重构

羌族建筑不仅是人们居住之所，还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场所，因而既是建筑体系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人文社会的一个支脉。重构羌族建筑的美学价值，需要注重对其进行社会重建。所谓社会重建，就是在重建的过程中，尽可能恢复原有社会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场景的本来面貌。北川羌民千百年来在原群居聚落地继承居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熟人社会”。但在地震后，许多羌族家庭支离破碎，羌族村寨惨遭毁灭，加之部分羌民为了获得经济收入而外出打工，以致羌寨人口越来越少。因此，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必须尽可能地修复原“熟人社会”中羌族群众和谐友好的人际关系，或对不同的“熟人社会”进行重新组合构建。政府可以鼓励羌人在羌寨中经营“羌家乐”，并给予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引导羌人就地从业，提高其收入水平，将羌族人民这一羌文化的根留住。在羌寨中开辟独立建筑单元，扩大公共活动区域面积，建立羌族文化学习室，开展羌语、羌族歌舞、羌绣培训，使羌族建筑的主人掌握吸收羌族文化，成为羌文化传播传承的主动承担者。羌历年等传统羌族节日时，组织羌族人民在羌寨中跳锅庄舞、莎朗，统一开展祭祀活动，起到沟通感情、调合人际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六、人文关怀下的羌族建筑美学重构

羌族，既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之一，又是最为年轻的一个民族，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羌族才正式作为一个民族被确定下来。羌族的历史是一部苦难的奋斗史，无情的天灾和战乱，使羌人失去了美丽的家园。羌人集众往西走，去寻找幸福的源泉。羌族建筑也饱受风霜吹打、战乱涤荡。封建统治时期，历代政府强制对羌族进行汉化，致使羌族建筑汉化现象十分严重，民族特色极为削弱。在民族平等的新时期，我们应对羌族的遭遇富于同情之心，视羌族人民为兄弟姐妹，珍视羌族建筑的民族精神。

英国诗人济慈说，“美是一种永恒的愉快”，羌族传统建筑正是融合了羌人审美风格的数千年来藉以安居乐业、愉悦身心的创造物。北川羌族自治县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羌族建筑有着深厚的感情，需要通过羌风城市的兴建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灾后重建的羌族建筑不仅仅是羌人的居住之所，更是人们移情之物，是心灵的港湾、情感的栖居地。重建羌族建筑最重要的是要对羌族人民富于感情，认同并吸收羌族民族心理特征和民族文化，对新县城建筑风格定位，既要突出他的包容，又要彰显他的个性，葆有羌族建筑的形制韵味和精神世界。如此，羌族人民才能更快产生对新建建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长期以来，藏、汉以及其他民族文化不断渗透到羌寨，使得羌族的民族本原性渐渐弱化，羌族传统建筑的美学亦不断淡化。“就艺术形象而言，精神性格是内容，物质形态是形式”[28]“只有形式和内容和谐相配，艺术形式体现真实的内容时，才是杰出的作品。”[29]重塑羌族建筑的美学价值首要是保护其特有的民族精神以及醇厚的文化内涵，然后维系其传统的形式，实现羌族建筑内容和形式的有机互动，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发展羌族建筑的神韵。羌族建筑的重建不能照搬四川其它地区的建筑风格，而应秉承羌民族精神世界，建造出特色鲜明的民族建筑。

统筹规划，统一重建。对破坏严重几乎全部坍塌的羌寨异地重建，将原址作为地震遗迹加以保护，赋予其文化内涵，挖掘其旅游效用，对毁损较轻、无明显垮塌的羌族建筑，应在排查评估后进行相应的修缮，恢复其原有风貌，在丘区、坝区和城市近郊区实行几户或几十户相对小集中，建设风貌统一、蕴含丰富羌族传统建筑美学价值的新型羌寨；

尊重民意，广泛征求吸纳羌族人民的建议。在建筑朝向、建筑材料选用、建筑装饰物等方面充分尊重羌族宗教意识和风俗习惯；

科学设计，科学重建。避开滑坡、泥石流、地质断裂带等危险区域，继承并发展运用羌族建筑成熟的科学合理的传统营造技术，同时严把技术关、质量关，建造结构坚固、采光度强、透风性好的建筑；

以人为本，提升居住质量，完善饮水、排水、供电、天然气、电信工程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羌寨周边的绿化，加强环境保护，营造生态化、人性化居住环境。

结语

任何一个民族的建筑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总要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北川羌族群众的住房经历了由碉房到吊脚楼的演变，也经历了美的实用性的转变。羌族在几百年前，他们在修建房屋时，垒石而居，实用而安全，在他们的眼里，这就是美，这种美，给了他们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的保证。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地震灾后重建步伐的加快，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现代建筑开始成为北川羌人住房的新选择，美，在这里体现了她的实用性。

总而言之，美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属性，它的内涵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它的特性应该具有相当深广的外延。千百年来，勤劳智慧北川羌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一道，在劳动中创造美，在生活中体现美，在探索中感受美。即使是在汶川大地震之后，部分北川羌族传统建筑在水泥机械式的现代化重建的过程当中，已变得面目全非，但并不影响我们保存、发掘和研究北川羌族传统建筑中蕴涵的美学价值。

北川羌族人民在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中，不断地包容、吸收、消化其他民族的文化信仰，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汇，对美的不同认知不但没有冲突，反而使北川羌族不断改变和完善着自身的文化。从美学的角度看，这正体现了北川羌族族对美的特性认识的成熟。美的特性是复杂的、多样的。而对美的特性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有理由相信，不管再过多久，无论北川羌族建筑形态发展到哪个阶段，其文化精髓，即主体文化将始终植根于羌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里，不断地汲取养分，并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一、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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