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6日下午，四川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与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联合举办了第三期学术沙龙活动，本次活动特邀嘉宾及主讲人为韩国釜山大学教授、釜山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终身教育教授李秉俊（Byung Jun Yi）。讲座的主题为“作为文化学习的非正式学习”。主持人为中心研究人员邓璐老师，并做“社区教育融入乡村基层治理”主题的报告。参加学术沙龙对话讨论的还有四川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阿呷热哈莫、达万吉，中心研究人员李涯老师、釜山大学博士研究生马若惜，以及教育科学学院的30余名研究生。
活动开始，邓璐老师对此次沙龙的主题和特邀嘉宾进行了介绍。此次沙龙聚焦“社区非正式学习的形式与社会功能——基于文化方法和空间理论”这一主题，通过理论对话、实践反思的方式进行讨论。第一个环节，李秉俊教授分享其研究“作为文化学习的非正式学习”。
李教授通过对韩国年轻人驾校学习与实际开车等行为的观察，发现年轻人并不会完全按照正式学习所学的标准和模式去进行生活实践。于是他开始关注非正式学习，思考“教育实践的原型是什么？”这一问题，并将文化学习理论引入到对非正式学习的理解中。李教授提出，在文化学习理论的探索路径中，涵盖了模仿、仪式、物质、空间、气氛和节奏等多个关键范畴，这些范畴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理解文化学习的多元框架。其中，历史人类学、活动理论和社会唯物主义等不同的理论视角，从各自独特的立场出发，为深入剖析文化学习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接着，李秉俊教授在详细阐述了文化学习过程中几个至关重要的机制。其中，身体性、模仿性、表演性、礼仪性和想象力被视为文化学习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就模仿而言，其内涵不仅局限于个人认知领域，更是拓展至社会和组织层面，实现了从单纯的复制到富有创意性的积极转变，充分彰显了模仿在文化学习中的多元价值，李教授反复强调，模仿不是复制，而是作为一种有创造性的模仿，值得在学习形式中受到关注。仪式在文化学习进程中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完整过程包括分离、迁移和整合三个阶段，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个人身份的重塑，更在社区重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功实现了从消极意义向积极意义的深刻转化。表演性则聚焦于引导个体从那些具有独特性和一次性的社会事件中汲取学习经验，强调了在特定情境下学习的重要性。物质性则突出了作为学习促进媒介的人工制品以及作为教育执行者的物质事物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为学习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物质支撑。
此外，李教授提到，空间、气氛与节奏在文化学习中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空间被定义为社会互动与实践的产物，与文化学习实践紧密相连，其蕴含的教育意义深远而重大。气氛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解人类知识与生活的方式，广泛存在于事物、空间、时间以及表演等各个方面，在日常学习和社区文化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营造出积极的学习氛围。节奏存在循环（如自然季节变化）、线性（如人为安排的工作流程）、消极（如冲突导致的节奏紊乱）和多重（如多种节奏同时存在）等形式，它存在于空间、时间的交汇处，影响着人类的活动和行为。人类在社会、地区和组织的节奏中受到纪律约束，同时也适应和利用节奏进行文化学习。研究者和教育者作为节奏分析家，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节奏，从而优化学习过程，提高学习效率，促进个体在文化环境中的成长和发展。
李教授的分享强调了非正式学习在教育领域中长期被忽视但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将文化学习理论引入到非正式学习研究中所蕴含的巨大潜在价值。报告中引用了大量多学科的理论著述，对我们从多视角研究教育与学习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为教科院的师生带来不少启发。
在提问交流环节，李涯老师率先发言，提出了一个与人工智能教育环境相关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将面临哪些文化学习的挑战？对此，李教授展开了交流，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及其对教育质量的影响，并强调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持独立思考的重要性。随后，阿呷老师围绕“文化学习是一种非正式学习”，对其基本概念的内涵提出疑问。李教授解释说，自己是从文化学习的角度补充非正式学习的内涵。文化学习通常通过文化活动进行，不局限于传统教育机构，而非正式学习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涵盖了随时随地发生的学习行为。文化学习特别注重通过参与文化活动获得知识和技能，二者虽有交集但关注点各有不同。接着，阿呷老师进一步探讨了学术界对“人”与“空间”定义的不同，并询问李教授的“空间”定义与传统观点的差异。最后，她对李教授关于教育方式中“阴阳”差别的讨论表示浓厚兴趣。
在学生提问环节，同学们踊跃发言。一位同学对李教授提到的“表演”概念表现出浓厚兴趣，询问其是否与传统意义上的影视或舞台表演相同。另一位同学针对当前学校学习空间不足的现状提出问题，希望结合相关理论探讨这一现象的研究价值。此外，有同学提问如何在日常学习中寻求个人空间与自我空间的平衡，李教授逐一进行了回应，为大家提供了启发性建议。
随后邓璐老师分享了自己的研究“社区教育融入乡村基层治理的空间互构：要素、模式与机制”。
邓璐老师从历史视角出发，阐述了乡村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社区教育与基层治理的关系变化。传统乡土社会中，地方家族和乡绅构建了治理与教化空间的统一；集体统一经营时期，经济生产与政治治理空间相融合。然而，随着双层经营体制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集体空间的教育功能逐渐弱化。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重塑乡村伦理空间、实现教育与治理互构的关键。在空间理论的视角下，邓璐老师详细分析了社区教育与乡村基层治理在三个空间维度上的互动。空间实践维度关注人们在物理空间中的体验，如城市社区的15分钟学习圈、农家书屋的开放时间等因素影响着人们对社区教育空间的感知。空间表象维度强调被设计出的符号系统表征的空间，如党群标志、地域文化标志和制度标志等，这些符号体系在乡村治理和社区教育中发挥着规训作用。表象的空间维度聚焦于人们在真实参与过程中的想象、感受和经验，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社区教育活动对人们治理参与体验的影响。
接着，邓老师分析了社区教育空间——乡村基层治理空间构成的基本要素并指出了社区教育空间与乡村基层治理空间的多样互动模式。在某些情况下，社区教育活动处于自发状态，未被治理主体关注，导致两者缺乏互动；部分治理活动缺乏教育意识，仅有管理而无教育。然而，当群众的发展和学习需求得到重视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联结能够实现有效互动。但也存在形式化的不良互动，将社区教育仅作为治理工具。针对当前互动状态，邓璐老师提出了理想的互构机制。
邓璐老师的研究为社区教育与乡村基层治理的融合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指导，强调了构建合理空间互构机制的重要性，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基层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考路径。并且，邓老师的研究与李秉俊教授对非正式学习的关注内在契合，二者的分享也引发各位老师同学的思考。
在交流环节，阿呷老师首先分享了她对空间的看法，深入探讨了空间概念的多层次性以及行为主体高度重合的问题。她分析了社区教育活动与社区治理主体重合对教育实践的影响，并提出了社区教育与基层空间结合的可能性。她认为，开放空间对于促进社区教育活动至关重要。空间不仅是物理场所，更是社会互动的重要载体。例如，大学开放性空间的建设能够促进校园与社区的交流互动。她提到曾建议取消校园门禁以鼓励社区居民参与，但因安全考量未能实现。这一案例反映了不同空间观念的冲突——有些人主张封闭与保护，而她则强调开放空间对社会交流与学习的重要性。
一位同学就“空间建构的动力”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她认为邓老师先前的分析更多侧重于客观原因，而她希望从主观层面探讨农村居民是否真的有意愿建立社会联系。她指出，城市中的咖啡馆、书店、公园等场所是基于城市人自然需求而形成，而农村的类似设施可能更多出于行政驱动，未必符合农村居民的真实需求。对此，邓老师表示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并指出农村居民是否需要建立社会联系确实需要进一步调查。她提到，农村社区原本具有丰富的自然空间供交流，但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拆迁后农民搬入楼房，他们可能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新型空间表现出兴趣。这说明，农村居民在某种程度上愿意尝试新的社会联系和学习模式。
达万吉老师则结合两位老师的分享，阐述了文化学习的主动性与实践性。她指出，文化学习不再仅仅是被动接受文化影响，而是人们在实践中主动参与和创造文化。而文化学习的自主性可能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当前，乡村社区的空间更多停留在符号意义上，作为承载教育功能的场域还在形成过程中。
最后，邓璐老师对本次交流活动进行了总结。她表示，本次报告为与会者提供了许多新颖的概念和视角，拓展了关于文化教育活动的思考方式。同时，她对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的积极交流与发言表示感谢，并希望学术沙龙能够进一步营造开放的学术氛围，推动更积极的讨论节奏，让参与者在学习共同体中获得更多收获。至此，当天下午的多元文化交流沙龙圆满结束。
撰稿：范桢侦、满若珂
初审：马芬
复审：郑富兴
终审：梁斌
|